虽然这是当地的官方结论,然而对于此事公众仍然有很多疑问:“艾滋病拆迁队”究竟与当地政府之间,存在怎样的利益瓜葛?“艾滋病拆迁队”横行已经有相当长的时间,在当地可谓公开的秘密,民众为何对此噤若寒蝉?制造“艾滋病拆迁队”的究竟是什么人,有胆量采取如此恶劣的逼迁手段?
据新京报调查,“艾滋病拆迁队”由所谓“金主”、“喽啰”、艾滋病患者构成的三个层级,共同推动着“艾滋病拆迁队”的人员吸收、分工合作、参与逼迁,最终分享逼迁所产生的收益。
那么,这些负责向艾滋病患者支付酬金的“喽啰”,以及背后更见不得光、却又控制了一切的“金主”,到底是什么人?显然需要相关机关继续调查,而作为直接责任人和间接责任人,又应当为此承担什么样的问责?也不能是一笔糊涂账。我们期待当地有关部门采取更为有力的行动,彻底查清问题,严惩责任人。
当然,我们不能忽视“艾滋病拆迁队”的另一面,那就是为何有艾滋病患者会参与其中?综合媒体的报道,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成为其中一分子的艾滋病患者,是迫于无奈才作此选择。根据河南省民政厅2012年发布的消息,河南省从当年开始,将艾滋病患者生活定量补助标准由每人每月20元提高到200元,目的是缓解艾滋病患者群体生活困难。由此可见,艾滋病患者长期面临着补助微薄、生活拮据的困境。尽管国家的防艾宣传中,已经多次提出人们要建立对艾滋病的正确认知,不要陷入过度恐艾的非理性情绪中。但在实际生活中,许多艾滋病患者依然被无形的墙所围困,周遭充满了误解甚至歧视。他们无从像正常人一样求职,也就难以形成自我救济能力。在无可奈何下,部分艾滋病患者为了一点钱而参加“艾滋病拆迁队”,是可以想见的结果。
这恐怕是“艾滋病拆迁队”个案背后更深层、更值得各界去反思和探讨的沉重命题。让艾滋病患者重归社会、获得一份权利和尊严,需要纸上的明文规定,真切转换为他们可感知、可享有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也就是政府未来应当去推动的,如加大宣传力度,消除对艾滋病患者的误读,借鉴残疾人就业模式,通过政策激励、刚性规定,促使更多企业和机构吸纳艾滋病患者,以及艾滋病患者的自主创业,从而解决艾滋病患者生存之困。
最后,我们还要指出的是,艾滋病患者和被逼拆迁民众,同为弱势群体,用非法手段逼迫两者相互伤害,其造成的负面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各个相关部门必须尽快采取措施,消除其带来的恶果,从根本上杜绝“艾滋病拆迁队”再度出现。(毕 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