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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调解一起诉讼案，一名艾滋患者以“平等就医权受到侵害”状告某肿瘤医院，医院补偿原告9.5万元。2012年底，25岁的天津肺癌患者晓峰（化名）在天津市肿瘤医院（以下称肿瘤医院）求医时遭到拒诊，无奈下私改病历，并在手术前逃避常规检查，终得以完成手术。（5月4日《新京报》）

        艾滋病患者就医遭拒的事情，早已不是第一次发生，也从来都不是个案。我国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联盟发布的《关于解决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手术难”问题的建议》显示，仅在这家民间组织走访的123位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中，就有38人曾遭遇“手术难”。从这来看，对艾滋病患者的“就医歧视”，的确是客观存在的。

        但事实上，这种歧视又是不合法的。《艾滋病防治条例》第3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享有的婚姻、就业、就医、入学等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而除此之外，各种相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等，也多次要求确保艾滋病人的各项权利，可遗憾的是，规定总是丰满的，而执行总是骨感的。何以至此呢？

        一方面，医务工作者因职业暴露有风险。根据资料显示，医务工作者被艾滋病毒污染的针具刺伤后，发生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几率是0.33%；粘膜表面暴露后，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几率是0.09%。但遗憾的是，我国目前还没有相关的法律制度保障医务工作者的权利，也就意味着，医生被感染了艾滋很可能得不到应有的赔偿与正义，这是不少医生或医院拒绝接诊艾滋病患者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不少医院技术不够。在中国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联盟的调查案例中，80%的定点医院达不到手术条件，无法为患者实施手术治疗。艾滋病定点医院缺少综合性治疗服务的技术力量和硬件设备，一旦缺乏必要的监督与约束，“技术不够”便会成为一些医院推诿患者的万能挡箭牌。毕竟，人家也是“能力不够”，你好意思穷追不舍？

        在这样的现实境况下，过分从道德上去强调医生的责任与义务，似乎是不甚妥当的；不过，完全任由医院或医生搞“就医歧视”，那是更加不妥当的。就此来说，行政主管部门在加大对医生处罚力度的同时，也应完善必要的制度设置，一则，可以通过政策的扶持，让定点医院具备全面的诊疗能力，能接纳艾滋病患者；二则，对于医生因职业暴露带来的风险，也应有配套的保障措施。

       如此分析可知，艾滋病患者就医遭拒获赔9.5万一事，并不是制度的胜利、常态的胜利；而是个案的胜利、偶然的胜利。毕竟，倘若当事人没有坚持，也无法换来如今的胜利；倘若当事人没有必要的权利觉醒意识，也不会有最终的赔偿。就此来说，要杜绝“歧视艾滋病患者”的尴尬现实，还需从制度入手，必要的时候，应用公益诉讼制度来呵护艾滋病人的合法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