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山西省临汾市郊的东里村,一片金色耀眼的麦田中间,有一座郁郁葱葱的小院。这个仿佛世外桃源般的地方,坐落着中国唯一的一所艾滋病感染者儿童学校——临汾红丝带学校。
今年6月8日下午5时,这里的16名高中毕业生在他们最熟悉的教室里参加完高考,经历了人生中一次重要转折。
高考结束后,刚刚从考场走出来的艾滋病考生胡泽涛,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兴奋地告诉守在考场外的爸爸:“我考的挺好的,应该能去北京念大学!”
胡泽涛的父亲连声说了三个好字后,泪珠不停地在眼睛里打转。
在胡泽涛看来,他和正常人并无区别,渴望能和普通学生在普通考场一起参加高考,即使路途远,奔波、辛苦一点也无所谓。
关于大学生活及未来,胡泽涛满怀憧憬,他接受北京时间记者专访时表示,希望能够融入大学生活,交更多的朋友,上大学后会向同学公开身份。
(胡泽涛在接受北京时间记者采访时表示,报道中可使用其真名,也不需为其照片打马赛克。)
关于高考:想到北京上大学
北京时间:高考考的怎么样,考完试是什么样的心情?
胡泽涛:我觉得高考题目不算难,各科考的都挺好的,算是正常发挥,但最后结果还是要等成绩出来。考完以后心情特别放松,就像有一个铅球,终于掉到地上了,而且掷地有声,自我感觉还不错。
北京时间:想去哪所城市读大学,打算报什么学校和专业?
胡泽涛:我的目标是去北京读大学,根据我的成绩应该没问题。我学的是理科,专业也肯定是理科方向的,但具体报什么专业暂时保密。一切都要等分数出来再看。
(红丝带学校的高考理科考场,这里也是16名艾滋病毕业生平时上课的教室。)
北京时间:高三的生活是怎样的,能不能简单形容下?
胡泽涛:高三这一年蛮辛苦的,每天过着教室、宿舍、食堂三点一线的生活。我们要早上5点40分起床,6点开始一个半小时的早读,7点半至8点吃早餐,上午课到12点,下午从3点到6点半,晚上9点40分下自习。下完自习我经常会再自己学一会儿,一般晚上11点半休息,最晚曾熬夜复习到凌晨1点多,熬夜成习惯了。
高考跟平时的考试不一样,它更加公平、规范,在我心目中一直很神圣。参加高考才有可能考上大学,上大学是为了未来能有更好的生活,所以压力有点大。
(走进红色铁门,穿过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就是红丝带学校的教学楼。)
北京时间:在这里的生活会觉得封闭隔离吗?
胡泽涛:不会觉得太封闭,我们星期天可以出去。但是心里觉得有点封闭。我觉得我跟正常人是一样的,区别就是圈子小,这样反而性格更外向,更想与人交流。想更多的融入社会,交更多的朋友。
北京时间:你之前曾经想过能和普通学生一样参加高考吗?
胡泽涛:我上学挺晚的,中途因为生病,父亲带着我四处求医,小学断断续续没上完就读了初中,一路走来挺坎坷的。不过我觉得跟普通学生没区别,参加高考也是顺其自然的事情,没想那么多。
可能大家对艾滋病了解还不够,除了那三种途径(母婴传播、性传播、血液传播),正常交往是不会得艾滋病的,我们只要坚持吃药,和正常人一样。我身边有同学免疫力特别好,一年到头不感冒、不生病,我的身体状况也挺好。
(红丝带学校教学楼)
关于身份:会将病情告诉同学
北京时间:是否期待、向往大学生活?大学期间想做点什么,会参加社团活动吗?
胡泽涛:非常向往,大学期间想参加各种各样的社团活动,培养一些兴趣爱好。我还要做跟艾滋病相关的志愿者活动,让更多的人了解艾滋病,去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北京时间:那你大学期间会公开自己的身份,告诉身边老师、同学你身上携带艾滋病病毒吗?是否担心公开身份后可能会遭遇歧视?
胡泽涛:会担心被人歧视,但我也知道肯定瞒不住。不可能所有人都歧视我们,也不可能所有人都对我们友好、包容。公开身份在我看来利弊各占一半,但我还是会选择公开。
我从小受刘老师(红丝带学校的一名生活老师,因输血被传染上艾滋病病毒)的影响,她公开身份主动接受媒体采访、去为我们这个群体呼吁,用自己的行动为消除对艾滋病的歧视而努力。她是我学习的模范,我也想做勇敢站出来的那个,去告诉大家艾滋病人其实跟正常人是一样的。希望将来有一天艾滋病能够终止。
北京时间:假如上了大学,室友介意跟你住在一个宿舍你会怎么办?
胡泽涛:这个问题我曾想过,车到山前必有路,真遇到了再说,现在想什么都没有用。
北京时间:通过大学的学习,你将来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胡泽涛:我想成为一个更有知识、更有涵养的人。还想成为一个强壮的人,既包括身体的强壮,也包括精神的强壮,这样才可以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这么多年,如果不是得到很多人的帮助,我不可能有机会参加高考,我要学会感恩,把爱心传递下去。
北京时间:你有什么欣赏的公众人物吗?
胡泽涛:我欣赏的公众人物有很多,马云是其中的一个,他凭借智慧和努力,不但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还帮助了更多的人。
关于拍戏:想起《最爱》剧组心里暖暖的
北京时间:你曾出演电影《最爱》(2011年5月10日上映),参与拍摄有关艾滋病的纪录片。在这个过程中,接触到很多明星,比如电影导演顾长卫,比如跟郭富城对戏,被章子怡牵着走红毯。和这些明星在一起有什么压力吗?
胡泽涛:顾长卫伯伯、蒋雯丽阿姨人特别好,在拍电影《最爱》的时候,经常把他们的孩子带到现场跟我们一起玩儿;我哭的时候,郭富城叔叔会用手给我擦眼泪;香港电影节上,章子怡阿姨牵着我走红毯时,心情相当激动。
拍电影《最爱》时,剧组很温馨,根本感觉不到歧视,大家都很平等。我那时年龄小还不懂,我觉得我不是艾滋病人。直到上了初中以后,我才真正明白艾滋病意味着什么。那之后再回忆起剧组的很多事情就觉得更加感动,心里暖暖的。
比如,有一次我手上扎了一根刺,还流血了,负责服装的阿姨便拿针帮我挑刺。负责录音的叔叔,还跟我用一个勺子吃同一盒冰激凌。
人物介绍
胡泽涛:想在喜剧里扮演特幸福的人
1998年,胡泽涛的母亲剖腹产失血过多需要输血,因为输血,母子两人都感染了艾滋病。胡泽涛4岁时,母亲因艾滋病去世。
7岁时,胡泽涛被送到临汾市第三人民医院,当时他体内的CD4细胞每立方毫米仅为5个(正常人的CD4细胞为每立方毫米500~1600个,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而言,CD4细胞小于每立方毫米200个时就可能会发生多种严重性机会性感染或肿瘤。),免疫系统几近崩溃。好在新的儿童抗艾药物及时出现,胡泽涛奇迹般活了过来,如今已长成一个皮肤白皙、阳光帅气、性格开朗的小伙子,并顺利参加完2017年的高考。
2011年,在录制艾滋病公益片《永远在一起》时,胡泽涛曾表示,长大后想在“喜剧里面扮演一个特爱笑的人,特幸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