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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三十年后，罗娜（Lorna Tumwebaze）医生对她在家乡乌干达的一家医院里接触到第一例HIV携带者的遭遇依然心有余悸：在几乎没有什么感染防护措施的情况下，她对一位产妇实施了剖腹产手术，手术完毕，她才从医务人员那得知，这个妈妈刚刚确诊为HIV阳性。

罗娜说：“那是艾滋病流行的早期阶段，检测为HIV阳性几乎就等于被判处了死刑。作为一名医生，我知道已经没什么能帮到患者。当时要拿到HIV的检测结果需要数周的时间，而ARV（抗逆转录病毒）药物费用昂贵且难以获得。”

罗娜最终的检测结果为HIV阴性，但她医院里的许多同事却没那么幸运，很多医护人员被感染了。这一经历促使罗娜将她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投入到了艾滋病的防治工作。

 作为盖茨基金会艾滋病政策的倡导者，罗娜与世界各地政府的相关部门就如何最好地设计和实施有关艾滋病的相关政策和资源配置等问题进行磋商，并且督促那些高风险人群积极参与进来。为纪念刚刚过去的第30个世界艾滋病日，罗娜在此与我们分享在全球抗击艾滋病的战役中，她所获得的宝贵经验。

// 一场持续了三十年的努力 //

自第一个世界艾滋病日到现在，我们在抗击艾滋病的路上，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就，但也有许多失利。

30年前，第一个世界艾滋病日的重点是提高年轻人对艾滋病的意识，同时消除歧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三十年后，我们依然面对同样的问题。虽然这期间也有不少值得庆祝的进步，但时至今日，我还能看到许多人对艾滋病充满恐惧，还有歧视与无知。

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拯救了许多生命，但也掩盖了一个潜在的问题。

艾滋病刚刚肆虐的那几年，在非洲的一些地区，艾滋病被人们称为“苗条病”，因为患病后人会变得十分瘦弱，直至走向死亡。他们的症状包括体重的大幅降低，皮肤出现皮疹和机会性感染，这些明显症状让我们几乎可以在病人走进医院的一刻就确诊他的病情。现在，由于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普及与可负担性，病患可以得到快速检测并在确诊后马上接受治疗。我们还有一些工具可以预防从小到老几乎所有年龄段的新发感染。那些曾经带着明显症状出现在医院的患者几乎不复再现。与此同时，这一进步也掩盖了政府在应对艾滋病方面将很快面临的问题：将工作和资金重点投在了治疗而不是基本的预防上，这会导致越来越多的新发病例，他们需要在未来几十年依靠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度过余生。

2011年12月15日，营养学家Claudette Kayitesi 在跟45岁的François Iyamuremy谈话，François正在卢旺达基加利的TRAC Plus诊所接受每月一次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同时，François也是卢旺达将近10万名HIV携带者并接受全球资金（Global Fund）提供抗转录病毒药物的受惠人之一。

// 新的工具需要消除歧视才能发挥作用 //

我们现在有了很多新的工具可以对抗艾滋病，如PrEP（暴露前预防）药物。在发生有风险的性关系之前，服用这个药可以有效阻断病毒的入侵。但是最需要它的高危人群 —— 很多从事性工作的女孩，以及男同性恋者，往往就是社会上最弱势，最受歧视的人。“恐同”在全世界非常普遍，一些国家甚至将同性恋者和性工作者定罪，这使得我们接触这些高危人群的工作步履维艰。

对艾滋病的恐惧和“恐同症”让这个问题愈发严重。我在印度访问了一群男同和跨性别者。其中一个问我：“世界上的其他地方，有像我们这样的人吗？他们是否也会承受这么多痛苦？”他对我诉说了像他们这样的人，是如何在当地受到迫害和霸凌的，他们觉得自己是世界的弃儿。我回答他，世界上还有很多和他一样的人。这让他们明白，这是一个很多人都在面对的，共同的问题。但这个说法并不能减轻他们的痛苦。关于性取向和性行为的文化态度，急需转变。

南非夸祖鲁-纳塔尔省的汤加特福利中心实验室，正在进行HIV病毒的快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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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亲让我懂得女童与年轻女性教育的必要性 //

 在乌干达西南部，我名字的意思是“感恩”。我出生的那个年代，当地人依然认为生男孩对一个家庭更为重要。但我父亲是一名曾在英国受训的警察，对他来说，男孩女孩都一样。即使我已经是他的第三个女儿了，依照传统，他本可以和我母亲离婚，另外找个女人给他生儿子。他对我的出生依旧心存感激。这就是我人生故事的开始，父母对我和所有姐妹的到来都满怀感恩，充满祝福。

 我的父亲出生在一个极为贫穷的家庭，爷爷奶奶不得不做出到底送哪个孩子上学的艰难决定。他们选择了我的父亲。而当他为人父母之后，就下定决心，自己的任何一个孩子都不会再面对他曾经的命运。他明白教育是唯一的出路。我记得他说过：“我不在乎你是否选择在毕业那天就结婚，但你首先得毕业。”父亲的话，让我意识到赋权于女童和年轻女性的重要性，这是有HIV感染风险的人当中最为弱势的群体。

// 抗击艾滋病的“多部门办法” //

许多国家的政府，很久之前就认识到，艾滋病问题不仅是个健康问题。疫情会同时影响其他部门：旅游、劳动力、教育，甚至商业。这些部门很多都为应战艾滋病设立了受国家中央政府管理的委员会，而不是由卫生部直接领导。这被称为“多部门办法”，该策略曾是对抗艾滋病的有效方案。后来，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资金来源的影响，各国政府开始倾向于将艾滋病作为一个医疗卫生问题进行规划，并将其列为卫生部经管的部门之一，这就产生了相互竞争获取优先级和相互权衡的问题。我们需要重新考虑如何回归“多部门办法”，因为将艾滋病严格地视为一个健康问题，会将一个原本非常复杂的问题简化。在艾滋病刚开始流行的时候，这个充满未知的疾病让我们感到痛苦和恐惧。自第一个世界艾滋病日以来，已经过去了30年，我们如今仍然面临着同样的挑战 —— 未知、恐惧和歧视。尽管取得了一些进步，但全球健康领域需要认识到，我们已到了一个抗击艾滋病的临界点，现在调整战略，还为时未晚。

2018年7月3日，布拉瓦约 “姐妹之声”（Sisters with a Voice）诊所，一个女孩正在阅读关于暴露前预防（PrEP）的宣传单。

为了终结艾滋病，我们需要重新确立政治诉求，遵守我们的承诺，担当起预防新发感染的责任，同时也要保证对已感染人群的持续性治疗。我们生活在一个技术和研发都如此先进的时代，对艾滋病的了解也远超30年前。全球基金源源不断的支持，加上受到艾滋病影响的个人与社区的积极参与，我们可以共同努力，终结艾滋病这一公共卫生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