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与艾滋病

----全球消除贫困联盟-中国（GCAP-CHINA）NGO视角系列报告

一、背景状况

1、流动人口的定义：

根据UNDP的技术文件定义：流动人群是指短时期或频繁地离开原家庭居住地的人群，自愿或非自愿的原因从一个地方临时、季节性或持续地移动到另一个地方寻求接纳的人，以达到谋生的目的。通常这些人的个人关系网又以行业或地域形成各自不同的社会活动网络（亦称亚文化社区）。

在流动人口中，我们尤其关注从经济不发达地区流入经济发达地区、由于教育和技能缺乏竞争优势而不得不从事体力或高风险职业的群体。

我国主要流动人口从事的职业主要有：客、货运司机；游商；渔民；建筑，运输工人；制造业工人；服务业，公共娱乐场所从业流动人群；性工作者；

2、流动人口的流动原因、规模

流动人口从老家流出的原因比较复杂，主要以经济因素为主，此外还有传统文化、风俗习惯等因素。以北京市的调查数据为例：2007年的对1%总人口进行的调查显示，“为了挣更多的钱”是流动人口从老家出来的最主要原因（占38.8 %）；因为“老家太穷”而外出流动的流动人口比例为22.8%；为了“挣口饭吃”的流动人口占9.5%。这些流动人口属于典型的“生存型”流动人口，该类型在北京市全部流动人口中所占比例达70%以上。

根据2006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7》的数据，中国的人口迁移活动为人类历史上在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规模，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迁移流，流动人口已达全国人口的10%以上。估计到2007年，中国流动人口已经超过1.5亿。

2007年1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国务院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主任胡晓义在接受中国政府网专访时认为，全国的农民工现存大约有2亿人，这2亿人60%是进城，务工经商，还有8000万人是在乡就地转移就业。从种植业里脱离出来，到二、三产业就业。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全国流动人口中，从城镇流出的约占27 %，从乡村流出的约占73%。

2008年，由于CPI上涨、人民币升值、美元贬值以及次贷危机的影响，中国出口幅度减少、增速放缓，出口企业压力增大；同时因为土地价格增加，部分地区企业外迁等因素，流动人口数量相应有所减少。

二、人群特征

1、流动人口的人口特点

第一，流动人口以年轻劳动力为主。我国现阶段的人口流动从本质上说是劳动力在流动。在流动人口中，15-45岁之间的年轻劳动力成为流动人口的主流。我国流动人口年龄构成年轻是最突出的特征之一。

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有69.9%的流动人口年龄在15-49岁之间，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2003年9月进行的《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研究专项调查》表明，40岁以下（不包括40岁）的流动人口占总流动人口的90%；2004年全国6城市流动人口抽样调查也表现出流动人口年龄结构具有显著的年龄聚集特点，调查表明与全体登记人口年龄结构相比，流动人口年龄主要集中在15-45岁之间，占流动人口80%以上。

第二，流动人口文化程度以初中以上为主。流动人口除了年龄构成年轻的特点外，流动与不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状况大不相同。流动人口家庭户内流入城市与未发生流动的户籍地人口的文化程度构成有显著差异。

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流动人口中初中文化程度的超过一半，远远高于流出地农村人口初中文化构成比重，这与2004年全国6城市流动人口抽样调查反映出相同的结果。2004年6城市流动人口调查表明，在流入本地的人口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占绝对优势，占流入本地流动人口的70.17%；文盲和半文盲比重相对较低，仅占4.66%。未流动人口家庭成员文化程度相对较低。在流入本地的调查对象中，其他未流动家庭成员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上的人口仅占51.44%。

第三，流动人口以非举家流动为主。流动人口家庭户中哪些人发生流动，哪些人没有流动，流动人口家庭按流动与不流动划分的对比研究还比较少。

2004年全国6城市流动人口抽样调查登记人口中，流动人口调查对象户均人口数为4.33人，流入本地户均规模为2.11人，也就是说平均每户有2.22人没有发生流动，即流动人口平均带动能力为1.11人，流动过程中的带动能力还比较小。

在被调查人口中，举家流动的被调查者为1312人，占全部被调查者的26.78%。同时，在所有被调查者中，有配偶的为3039人，其中夫妻一同流动的被调查者为2283人，占有配偶的75.12%；夫妻没有一同流动的人口为756人，仅占有配偶的24.88%，由此可见，夫妻共同流动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也就是说其他家庭成员留居户籍地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子女或其他家庭成员一同流动的可能性相对小一些。由此可以推断，流动人口在流动过程中举家流入本地的家庭流入量相对较弱，总的具有明显的非完整家庭流动特征。

第四，流动人口以低收入为主。流动人口流动诱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原因，流动人口对收入状况的考虑是流动人口跨越城市化障碍、克服流动过程中产生问题的重要诱因。

虽然收入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但从2004年全国6城市流动人口抽样调查登记流动人口收入情况仍可以粗略地看到，流动人口月均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占90%以上，其中有接近45%的流动人口月收入在500元以下。由此可以推断，与流入地劳动力收入相比，流动人口以低收入人群为主。

流动人口不仅在收入分布上存在收入较低的特点，而且收入分布的区域差异也比较明显。显然经济发达地区流动人口月均收入比落后地区高一些，如广东东莞、江苏常州等地流动人口收入相对较高，月均收入在500元以上的流动人口的比重分别占89.1%和77.4%；而河南洛阳、甘肃兰州、四川成都流动人口收入较低，月均收入在500元以下的比重分别占69.18%、67.29%和62.92%。

第五，流动人口的基本生活条件较差。流动人口居住生活条件较差已经从多次流动人口调查中反映出来，从总体上看，流动人口居住方式比较复杂。

从2004年全国6城市流动人口抽样调查结果来看，流动人口的主要居住方式为集体宿舍、自租房和与家人租房为主，其中住集体宿舍的占27.84%，自租房占20.98%，与家人租房占25.57%，三者合计占74.9%，而自购房的仅占2.47%。

从居住条件来看，38.83%的被访者使用室内冲水厕所；使用公共冲水厕所的占31.31%。在被调查者中使用冲水厕所的占77.23%，非冲水厕所占22.77%。另外，从午餐的就餐状况来看，有48.94%的人自己做饭，雇主包饭的占27.14%，而自己买饭的仅占11.24%，合伙做饭和其他就餐类型的人所占的比重就很小了，不到10%。上述结果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流动人口收入和消费水平较低以及工作场所与居住场所距离较近的特点。

最近几年来，流动人口的情况有所变化，不同地区、城市的流动人口之间也存在不同的特征，例如北京、上海地区与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流动人口之间就存在较大的差异。以北京市2007年调查的数据为例，流动人口的人口特点包括以下内容：

(1) 流动人口性别比不断降低

此次调查北京市流动人口性别比为123，流动人口中男性多于女性。时期对比上看，最近10 年来，流动人口性别比有明显下降的趋势。这一历史过程表明，越来越多的女性已经加入到流动人口队伍中来。

(2) 流动人口仍以青壮年人口为主，但流动儿童比例明显提高

本次调查显示，在京流动人口仍以青壮年居多，15～39 岁的流动人口占67. 1 %。其中25～29 岁和30～34 岁的流动人口最多，分别占全部流动人口的16. 8 %和16. 7 % 。

流动儿童所占的比例明显提高。流动儿童是指流动人口中14 岁及以下的儿童，1997 年北京市外来人口普查时，流动儿童在全部流动人口中所占比例仅为6. 7 %。到2000 年，流动儿童的比例上升到9. 2 %，而此次调查所得流动儿童比例则大幅度提高到14. 2 %。与成年流动人口不同，流动儿童在卫生保健和教育等领域有更多的需求。

(3) 15岁以上流动人口中，有配偶者占3/ 4 ；流动人口中未婚人口比例不断降低；夫妻二人同时在京流动者比例很高

本次调查显示，在15 岁以上流动人口中，未婚者占22. 4 %，有配偶者占75. 4 %，未婚同居、离婚者和丧偶者分别占1. 5 % ，0. 3 %和0. 4 %。在已婚流动人口中，75. 3 %的流动人口与配偶同时在京流动。

过去10 多年来，流动人口中未婚者所占比例迅速下降。1994 年，北京市流动人口中未婚者所占比例为34. 1 %；1997 年该比例为42. 1 %，2006 年则大幅度降至22 %。

综合前述可以看出，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家庭化趋势十分明显。夫妻二人同时在京流动或夫妇携子女在京流动已成为当前北京市流动人口的主要特点。如何向这些夫妻以及未婚同居者提供性和生殖健康服务，已成为一个现实的挑战。

(4) 育龄妇女在女性流动人口中的比重超过80 %

流动育龄妇女是北京市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的重点对象。1997 年北京市外来人口普查时，育龄妇女在流动女性中的比例为85. 6 %，2000 年该比例下降到81. 7 %。本次调查显示，育龄妇女在女性流动人口中的比例为80.7 %。虽然育龄妇女的比例略有下降，但总体水平仍然较高。20～34 岁生育旺盛期妇女占流动女性的49.7 %，因此，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工作仍须受到充分重视。

(5) 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以初中为主，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者所占比例接近6 %；平均受教育年限高于全国人口的平均水平(7. 8 年)

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以初中为主，占全部流动人口的50. 2 %。受教育程度为小学者占18.9 %，未上过学者占4. 4 %。接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者所占比例接近6 %。

(6) 流动人口以农业人口为主

从15 岁以上流动人口的户口性质来看，流动人口大部分来自农村，农业户口流动人口占全部流动人口的82. 9 % ，非农业户口占17. 1 %。由于城乡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巨大的收入差距促使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来到北京寻找就业机会。

 (7) 流动人口在京滞留时间较长，很多流动人口已成为事实上的北京人

流动人口平均在京居住时间长达4. 8 年。很多流动人口在北京生活多年，已经成为了事实上的“北京人”。因此，应该考虑这些在京长期居住的流动人口对公共服务的需要，切实把流动人口纳入城市规划体系和城市公共服务体系之中。

由于经济因素是流动的主要因素，流动人口的流动方向也突出表现在经济欠发达的省份向经济发达的省份流动，或者是在省内流动，从农村流向城市；流动人口主要以农村闲散劳动力和城镇待、失业人员为主，他们在流入地从事的职业也比较集中。因此，这部分流动人口具有很多共同的特点。

具体包括以下特点：

1.1.   流动性大，居无定所；

1.2.   青壮年比例高，文化程度偏低；

1.3.   融入当地主流文化有障碍，处于弱势，承受心理冲突与压力；

1.4.   社会结构松散，非正式群体特征明显；

1.5.   主流文化控制弱，亚文化起主导作用；

1.6.   社会活动参与性不确定；

1.7.   社会关系网络主要以情感和利益为联系纽带，表达为特定的生活方式（特别是闲暇娱乐方式）

而在某些行业中，有些特点存在一些感染艾滋病高风险的因素，以服务业为例，服务业流动人口中，一些服务为了生活所迫、或者为了钱而在发廊、酒店、路边店和娱乐场所从事色情活动，大大增加了感染艾滋病的机会；一旦感染，又会扩散到她们的丈夫和男朋友等圈子内；在流动人口中，安全套使用率较低，非固定性伴发生性关系时，安全套的使用率仅为40-50%；绝大多数流动人口享受不到应有的医疗卫生服务，在册的和有相对固定工作的外来工能得到的医疗服务极为有限；在寻求医疗服务的时候，多数会在条件较差的个体诊所就医，而这又存在着医源性传播的危险。

2、流动人口的社会特征

流动人口的某些社会特征，也是易感艾滋病的社会因素，主要有：

流入地用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财力、人力有限，资源最常见的是投给了当地的居民，对于流动人口却只能得到很少或者根本没有；而流动人口流动时间比较集中，一般都是春节前后形成人口返乡和流出的高峰，对于流出地来说，也存在防治的巨大压力。

流动人口在流动过程中，到达目的地以及返家后，始终处于社会的边缘，容易成为歧视、排斥，甚至受到暴力及侵扰，并且很少或根本没有受到法律或社会的保护。

由于大部分流动人口在竞争中处于劣势或弱势地位，他们掌握的劳动技术和技能不高，流动目标性不强，社会无法吸纳时候，往往处于流动失业状态，在变动频繁的环境中失去行为约束，容易发生高危行为；

受传统文化影响，社会和个人都比较强调情感维系，流动人口远离家乡和亲人、从事高强度劳动、遭受歧视、缺乏适龄性伴侣和社交生活，就像生活在孤岛上一样。特别易于遵从同伴的压力，而发生高危行为。对未婚的女性流动人口来说，同居可以使其在心理和生活上有依靠感。

根据《城市自营劳动农民工现状调查报告》的数据，农民工消遣方式单一，男性无所事事　67%、找老乡聊天40%、打扑克或者打麻将19%、打电话19%、喝酒11% ，5%的男性民工坦承自己找过“小姐”。而女性主要的消遣方式有：给家里打电话52%、逛街35%、找老乡聊天28%、看书读报27%、吃完就睡20%。

流动人口多数是18~45岁的性活跃人群，由于两地分居或生存环境难以进行正常的恋爱结婚，发生非婚性行为、卖淫嫖娼、吸毒行为的可能性较高。

其他方面的流动人口的社会特征，也在影响或加重了部分群体在艾滋病毒感染更多的脆弱性，例如社会性别、消费心理等。

女性流动人口独特的经济、社会关系和社会、文化因素的合力使她们在临时或商业的性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这种弱势地位反过来又破坏了她们坚持安全性行为的能力。

工作的性别分配限制造成了男女在经济上的不平等，使女性在经济上更加依附于男性，从而增加了女性对艾滋病病毒的“经济暴露”（economic exposure ）；权利的性别分配导致性别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产生于两性关系中的男性控制权，它使女性处于性或生理虐待的易受伤害地位，从而增加了女性对艾滋病病毒的“生理暴露”（physical exposure）；性别化的社会结构和社会规范则阻碍两性关系中的公开讨论，限制女性获得信息，进而增加了女性对艾滋病病毒的“社会暴露”（social exposure）。

两性关系中经济的不平等、权利的不平等和性别文化规范将对女性性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并对女性在性关系中坚持安全性行为造成极大障碍；而人口流动可能会进一步扩大性别不平等，并增加女性流动人口对无保护的、临时或商业的性行为的经济暴露和生理暴露。举例来说，由于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性别不平等，在一个分性别的劳动力市场中，女性流动人口要想得到一定的工作收入，就必须付出比男性更多的辛苦。性别平等的制度支持在目前的市场转型期进一步被削弱，流动人口劳动力市场的性别隔离也进一步增加。因此，大多数女性流动人口只能毫无抵抗地进入城市社会中最底层的职业，从而加固了女性的次级和从属地位。在沿海地区和大城市中，年轻的女性流动人口高度集中于“性别化”倾向明显的、无规范管理和缺乏基本健康保护的行业，如带有色情性质的娱乐、洗浴、发廊、餐饮、旅馆等服务业，社会经济的边缘化在该群体中表现得尤为显著。她们在商业性交易中通常处于被支配地位，甚至不敢抗拒老板的性掠夺。为了寻求经济和情感的支持，她们往往会与一个或多个男性建立临时的性关系。

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是导致女性流动人口进入娱乐服务业并发生临时或商业性行为的重要因素，而经济困窘、社会支持网络的缺乏以及对于性伴侣的依赖，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女性流动人口在这种性关系中的控制权利。对娱乐服务业女性性工作者（主要是流动人口）的社会歧视以及商业性交易的非法性，都会使她们处于更加边缘化的状态，妨碍其获得信息和服务，增加了商业性交易中的权利不平等，并且更容易受到客人和老板的性虐待及生理虐待。

进城务工者往返于城乡之间，不断经历社会地位和消费角色的转换，这种社会角色的转换，会影响他们在城市和农村不同场景中的消费行为，另外一个重要原因，他们希望借此融入城市生活。

进城务工者在城市的消费观念受到城市居民的影响，行为上会有模仿城市居民消费习惯的情况。调查表明，进城务工者中，有52%的人喜欢城市居民的消费方式，63%的人关注媒体中对于城市流行事物的报道，51%的人喜欢尝试出现的新事物或新产品。他们中68%的人喜欢向亲戚朋友推荐自己买过的商品，74%的人会从城里买些新奇的商品带回老家。还有60%的人提到，亲友在购买决策时会问询自己的意见。

我们认为，这样的消费心理可能会影响一部分人尝试新鲜事物、城市娱乐方式，或因为增加了对金钱的渴求，而增加感染艾滋病毒的风险。

案例1：

云南省一个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小裴，男性，26岁，原籍为云南某地农村。据其自述，曾在昆明某歌厅以陪客人跳舞谋生。后在酒店结识江苏某商人，此人系同性恋者。在商人给以钱财诱惑下，小裴与其发生性行为。此后商人只要到昆明来，总要找小裴提供性服务。据小裴说，某商人同时在南京、重庆等城市还有其他男性性伙伴。不久，因某次性交后出血，小裴害怕，遂去昆明市医疗机构做艾滋病病毒检测，结果被证实他已被感染。

3、流动人口的性健康知识水平和行为

从现状上看，流动人口获取性健康知识途径与条件受局限，对主渠道广泛公共健康信息持保留态度，对性健康知识了解不完整、全面；性健康知识多通过社区内群体交流获得，以口头交流为主，以感性理解和经验为特征。根据广州市的统计数据，31.89％的未婚女性外来务工人员从未听说过性病；1/4以上的外来务工人员不知道安全套能否预防性病；约1/3的外来务工人员不知道安全套能否预防艾滋病。

从流动人群的信念与规范上看，主要在易感性信念、风险性信念、心理冒险倾向和亚文化社区规范上存在问题，具体表现为，流动人群对自己感染艾滋病易感性信念低，如认为艾滋病传播与己无关；对生存问题关心范围广泛，尤其面临的生存问题更为重要，如解雇、工资、安全、治安等问题远比艾滋病风险大，更不能意识到感染艾滋病对家庭、社会承担的风险；个体即使了解艾滋病知识与后果的人，也不轻易放弃生活方式，存在侥幸与冒险心理，并由所在社区文化规范所主导；而其亚文化社区规范偏离主文化行为准则，社区网络信息起着加工理解和主导的作用，并干扰着社区成员对公共健康信息的接收和理解。

流动人口的性行为存在感染的高风险，绝大部分流动人口都处于性活跃期，他们的性行为比较活跃和多样化，从性伙伴关系上看，非婚性、非固定性、多性伴、交易性等特征比较明显，在安全套使用上，随意使用、间隙使用、情境使用和非正规使用等情况很常见。

案例2：

南宁市有关部门曾对?东、衡阳路等地段的一些建筑工地进行外来务工人员生殖健康状况调查，在?东某建筑工地，接受调查的上百名男性农民工中，绝大多数年轻力壮的农民工没有结婚，带家属居住在工地的更是寥寥无几。然而却有90%以上的农民工有过性经历，他们月均性生活的频率都在两次以上，而且都是从非配偶或情人那里获得。其中有70%的农民工对调查人员表示，在性生活过程中，他们从来不知道或没使用过安全套，对防止通过性渠道传播疾病的知识更是知之甚少，而提供流动性性生活服务的性伴侣也很少要求他们使用安全套。

在衡阳路建筑工地，务工的男性农民工则私下对调查人员说，由于地下性服务价格低廉，黑市性交易随时随地均可成交。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在满足生理需求的同时，也担心受到治安方面的处罚，所以性交易往往是匆匆进行，根本没有时间考虑性安全问题。少数人则表示，由于街头上安全套自助售货机出售的安全套为1元／只，对于月收入只有五六百元的他们来说，价格相对昂贵。有人甚至调侃地说道：“性伴侣才收5元，买个套就要1元。不划算！”

流动人口中的性活跃且无法得到性满足的人群，男性以金钱购买性服务成了第一选择。《全国五大城市民工生存状况调查》在“据您所知，其他跟您一样在城市打工的人很久没过性生活了，他们会选择干什么”这一道选择题时，男性民工21%选择“找小姐”、18%选择“整夜睡不着”、18%选择“喝酒麻醉自己”、25%选择“看黄色录像”或“讲黄色笑话”；女性民工有19%选择“拼命干活发泄”、5%选择“强忍着”。调查显示，已婚夫妻打工而两地分居，长期没有性生活时，24%的男性、33%的女性“整夜睡不着”。39%的男性、55%的女性民工通过“给家里打电话”来度过漫漫长夜。

不过根据广州2007年外来务工人员生殖健康情况的调查的统计数据，在未婚外来务工人群中，女性有过性行为的占11.60%，而男性则占43.22%。有三个及以上性伴侣的未婚男性高达11.84％，未婚女性占4.49％。

由于外来务工人员男性和女性年龄结构有一定区别，基本上女性是结婚前到城市务工的多，14岁至25岁占了绝大多数，在珠三角等企业集中尤其是纺织和玩具企业较多的地区，这个特征尤其明显。而男性的分布则包括各个年龄段，不过以已婚者居多。因此男性和女性的行为特点区别还有，女性是婚前性行为多，男性则更多的是婚外性行为。

其中也有部分会在流出地试图谈恋爱，但是和流出地恋爱乃至结婚的比例相当少。寻找“另一半”的主要途径是老乡介绍、婚介征婚、自由恋爱、媒体征婚等几种方式，但成功率往往很低。由于出身不同、地位悬殊，找个城里人更成了他们的梦想，甚至使一些人丧失了在城市里继续生活的勇气。

因此，谈恋爱或结婚基本都在流动人口内，“一起打工的”，而这又受到行业和职业的严重影响。根据《城市自营劳动农民工现状调查报告》调查显示，50%的男性、53%的女性民工表示，他们交朋友的渠道是老乡，除此之外，48%的男性、66%的女性的交友对象是“一起打工的”。有数据表明：在外打工的农民将近80%左右的人都表示最终是要回到家乡寻找配偶的，他们普遍认为外面的感情不牢靠。

二、干预现状

1、相关政策和措施

流动人口的艾滋病预防和控制问题已引起我国政府和国内国际组织的充分重视。1997年，卫生部与联合国艾滋病署及其发起组织一起编写了《迎战艾滋病??中国艾滋病现状和需求报告》，将人口流动作为促进艾滋病流行的潜在危机和社会因素，并强调：只有把降低危险性的努力和降低易感性的行动结合在一起，控制艾滋病病毒传播的效果才能更广泛、深入。1998年，国务院印发了《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1998?2010年）》，明确提出“到2002年，……营业性娱乐、服务场所及流动人口聚集的场所和组织出国人员较多的单位要必备有关的宣传材料。”同时也指出：我国在短期内艾滋病有加速流行的趋势的重要依据之一是“国内流动人口数目庞大且难于管理”，所以，“预防与控制工作亟待加强”。

在《关于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管理的意见》中，结合我国实际，在管理措施部分专门为流动人口列有专条，规定：国内范围内的流动人口“被确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原则上由常住地负责对其监护管理，其疫情由常住地的卫生防疫部门按规定报告和管理，并由省级卫生防疫部门向其户籍所在省的卫生防疫部门通报。没有正当理由，不得将感染者或病人遣送回原籍”。国际范围内的流动人口包括回国人员和来华境外人员。如“回国人员在入境口岸被确认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由国境卫生检疫部门按规定向当地的卫生防疫部门和上级主管部门报告疫情，并通知其户籍所在省的卫生防疫部门”；“来华境外人员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监护管理，按照国境卫生检疫的有关规定执行”。

在宣传政策方面，国家制定的“预防艾滋病性病宣传教育原则”中，对流动性比较强的人口也做出专门的规定。“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当地和相邻地区艾滋病、性病流行与危险因素的情况（如性乱、吸扎毒人群和流动人口等），以及当地预防、控制、监督和监测能力，明确本地区、本部门开展工作的重点地区、重点人群和优先干预措施。要针对不同类型的地区，实行分类指导。”“在已经发现较多艾滋病病人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性病发病与高危人群数量较多或增加迅速的地区，必须全方位开展工作，全面落实规划的各项防治措施。要有高度有效的领导、协调和防治监督管理体制，健全的监测和医疗保健服务系统，尽快普及艾滋病、性病预防知识，把转变人群中高危行为作为防治工作的重点。”

对于跨国界流动性人口，有些国家也开始采取限制措施。如加拿大政府计划要求申请移民该国的人事先检验艾滋病及乙型肝炎，如果发现是病毒携带者，就会拒绝他们的移民申请。澳大利亚对入境人员也设立了一个健康要求。规定年龄在15周岁或以上的永久居民签证申请者，都需要进行艾滋病检查。即使是15周岁以下的申请者，如是被领养的、有过输血历史或其他临床疾病迹象的，也需要进行艾滋病检查。

就目前的状况来看，我国对流动人口的艾滋病预防措施和方法还不够完善和具体，有些条款的规定也有不可操作性或者有相互矛盾的地方，甚至有些措施可能不利于减少社会歧视、开展对艾滋病毒感染者的关怀以及降低艾滋病的流行率。

2000年1月，卫生部召开了“中国流动人群与艾滋病性病防治对策研讨会”，就当前存在的问题、近年的工作经验教训及今后的工作方向达成了共识，流动人口的艾滋病预防和控制工作在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这些措施和策略基本指导了最近几年的防治工作。

部门组织间协调合作的加强：2000年4月，国务院召开了防治艾滋病性病协调会议，强调依靠政府领导、有关部门及全社会的参与、相互配合，现有的管理体系结合起来，如公安部门对暂住人口的治安管理、劳动部门对外来劳动力的培训用工管理、计划生育部门对流动人口的生育管理、卫生部门对流动人口的预防与疾病管理等，以及发挥工会、妇联、产业协会、性病艾滋病防治组织等各种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摸清人口流动规律：从1984年开始，在1990年、1995年、2000年的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中调查了人口流动迁移，能揭示人口流动的内在规律，为政府各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对人口流出地的综合宣传教育：对大量流动人口流出的农村地区从中学开始进行广泛、深入、持久的健康教育，提高农村人口的艾滋病预防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在人口流动的过程进行宣传教育：利用铁路对流动人口艾滋病健康教育，是比较早就开展的活动，也是行之有效的方式，同时将积极探索适合流动人口特点的多种教育形式。

扩大高危人群干预范围：对流动人口中的静脉吸毒者、卖淫嫖娼者等艾滋病高危人群，开展有效的干预活动，包括美沙酮替代、针具交换、百分百安全套等形式。

完善感染者与病人管理：对流动人口中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与艾滋病人提供健康教育与健康咨询、定点医疗服务以及监测等，已经存在相当大的需求，目前主要的工作方向在完善立法、避免歧视、加强管理等方面，满足感染者和病人获得人道主义关怀和基本人权的需要，也可以减少艾滋病病毒通过流动人口传播。

2004年出台的“四免一关怀”政策，艾滋病人的治疗和药物领取需要在户籍所在地进行，这对流动人口中的艾滋病人造成了很大的障碍；2006年《艾滋病防治条例》其中对流动人口部分的防治工作，将许多策略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例如把流动人口的过程进行干预的策略固定下来，“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政府有关部门应当在车站、码头、机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以及旅客列车和从事旅客运输的船舶等公共交通工具显著位置，设置固定的艾滋病防治广告牌或者张贴艾滋病防治公益广告，组织发放艾滋病防治宣传材料。”；把利用学校开展对学生教育的策略固定下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应当指导、督促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中学将艾滋病防治知识纳入有关课程，开展有关课外教育活动。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中学应当组织学生学习艾滋病防治知识。”；把利用计生部门的工作与艾滋病宣传结合的策略固定下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人口和计划生育主管部门应当利用计划生育宣传和技术服务网络，组织开展艾滋病防治的宣传教育。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向育龄人群提供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和生殖健康服务时，应当开展艾滋病防治的宣传教育。”；把利用劳务中介对进城务工人员进行宣教工作固定下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从事劳务中介服务的机构，应当对进城务工人员加强艾滋病防治的宣传教育。”；同时还有鼓励妇联、红十字会等机构开展宣教工作、要求县级以上政府利用电视台开展宣教工作、设立咨询电话、鼓励相关机构开展对高危群体的行为干预等措施。

目前中国正在计划通过全球基金第七轮项目，加强对流动人口的宣教和干预，确定的目标为使85%的农村流动人口能得到有效的艾滋病预防和关怀。主要策略为：

加强农村流动人口的预防和关怀。已知农村流动人口经常有无保护性行为，性传播感染率高，缺乏高质量的治疗、咨询和检测服务。这些贫困的流动人群通常缺乏正规教育而对艾滋病预防知识了解甚少，而又被认为经常有高危行为，但是他们却由于没有满足户籍要求而不能享受国家的“四免一关怀”政策（国家治疗项目）。

协助中国政府更好地执行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和艾滋病防治条例，以达到使85%的农村流动人口能得到有效的艾滋病预防和关怀这一目标。国家艾滋病防治条例中明确指出了关键部委，工会组织，卫生保健提供者以及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就是要促进项目实施，加强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就业、入学和获得卫生保健等基本权益。尽管已经有着牢固的政策基础,艾滋病的有效防治计划对于农村流动人口的覆盖率却还不到1％。歧视现象普遍存在，他们的就业权常常受到侵犯，而种种障碍又使他们无法获得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首先要协助政府部门开发一项战略措施，以便把最脆弱人群从农民工中细分出来。对目标人群是建筑业和制造业的农村流动人口进行的小规模工作场所和社区项目先前已成功实施，在此基础上动员劳动部、建设部及中华全国总工会制定相关政策，把艾滋病防治计划贯穿到常规职业卫生、安全及劳工权利监督体系中去，同时密切关注那些性传播疾病迅速升高的行业部门，采取相应措施。为满足女性流动人口的需求，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加大流动人口工作场所安全项目的覆盖率，把生活技能，生殖健康和HIV预防整合到一起。工作场所安全项目还将把结核病的防治也融入到现有的政策中去，这些政策的宗旨和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卫生组织指南是一致的。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将会通过倡导相关政策的修改，来让更多的外来务工人员享受到“四免一关怀”政策。

设计一套综合行为改变方法，此方法不仅能更深入的宣传艾滋病知识，而且干预那些导致农民工长久以来不安全行为的价值观、信仰及各种其他行为。项目将重点传播同性性行为和静脉注射吸毒以及正确使用安全套方面的知识。行为改变信息将源源不断注入到项目开展的各个领域，包括工作场所、居民住宅区、娱乐场所和临床机构。促进并分发高质量的安全套将和其他各种信息交流活动同时进行。

工作场所艾滋病防治项目强调通过政府、工会和非政府组织三者的合作，确保相关政策计划得到开发，从而保护工人中HIV感染者仍然享有工作和获得卫生服务的权利。作为补充的非政府组织干预措施将在农村流动人口的聚集地、生活社区和参与有高危行为的场所实施。为保障干预措施的长期稳定性，非政府组织将动员流动人口居住区的非正式领导人物参与活动。这些流动人口社区往往由同乡聚居而成，而且已具有发育良好的社会结构。

强化公立和私营社区卫生中心的职能，填补卫生服务方面存在的空缺。根据2007年4月国家卫生系统加强战略计划，最先要做的就是当地卫生服务中心将把友好健康服务带到流动人口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他们将享受到质量高，价格合理的性传播感染和生殖健康服务以及免费自愿咨询检测服务。预防知识培训将是医疗服务提供者技术培训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使他们对流动人口和HIV感染者的歧视和消极态度得以消除。另外，流动性医疗服务将在工作场所、居住地及娱乐场所开展，这样流动人口就能获得更方便快捷的服务。

2、流动人口行为干预现状和策略

根据国家艾滋病疫情数据库资料显示，截至2007年6月，全国累计报告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7.96％为流动感染者。其中，最近几年在流动人口中发现报告的感染人数明显增加，由此带来了疫情地区间的扩散以及低流行地区艾滋病病毒感染传播。

2003年至2005年，全国报告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有10％以上户籍为外省，其中，2003年共报告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21683人，外省感染人数为3167人，外省感染例数占总报告感染例数的14.6％；2004年共报告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47606人，外省感染人数为4500人，外省感染例数占总报告感染例数的9.5％；2005年1月～6月共报告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19333人，外省感染人数为3420人，外省感染例数占总报告感染例数的17.7％。2005年1月～6月，北京、上海、天津、浙江、江苏、内蒙古、青海、西藏、宁夏等省（区、市）报告的外省（区、市）病例占本地总报告人数的比例超过50％，最高的达到87％。

监测数据显示，部分地区嫁到当地的外来妇女艾滋病病毒感染率甚至高于当地女性高危人群。内陆某省检测外来妇女37829人，从中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244人，检出感染率高达0.6%，占该省报告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总数的23%。

目前对流动人口的行为干预主要通过对人口流出地、人口流入地以及根据不同人群进行干预。

人口流出地和流入地，主要是通过以社区为基础进行流动人口艾滋病防治干预工作。

　　针对流动人口流动性较大，管理部门薄弱，流动人口艾滋病防治工作的组织原则是政府组织领导，充分动员基层组织如街道、居委会、楼栋长和相关部门如工商、建委、民政、派出所等，积极利用行业协会、同乡会等非政府组织，明确各部门职责，动员全社会参与，从而建立流动人口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长效机制和干预模式。

防治工作以其工作场所或居住场所作为干预现场，充分利用街道、居委会等基层组织，对其所管理地段的流动人口居住地如租赁户或工作场所如建筑工地、餐饮、娱乐、美容美发等摸底调查，通过定量和定性的调查方式了解不同人群的特征、需求和可利用的资源，根据各居委会的实际情况，由居委会制定明确的工作计划，动员社区所有可利用的资源，与居委会的日常工作如计生部门、卫生宣传、农民工的管理工作等相结合。卫生部门提供相关的支持（如艾滋病自愿咨询与检测、艾滋病性病的相关知识讲座和宣传资料等），政府部门年度对其工作进行考核，并将考核情况纳入政府年度目标考核，经费由政府在年度预算中列支并提供保障。

例如全国农民工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工程项目，2005年12月1日，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与其它11个相关部委（如建设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妇联等）共同发起了全国农民工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工程项目，以此来提高农民工的生活技能及预防艾滋病传播意识，为他们在工作、学习、医疗保健机构和社区中营造减少艾滋病羞辱和歧视的支持性环境。其目标之一在于到2010年中国农民工的艾滋病知晓率达到85%。

    建筑工地的流动人口：

人群特点：建筑工地的流动人群年龄以20～40岁为主，多为男性，文化程度较低，以初中及以下文化为主，常常是集中居住，已婚者配偶往往不在一起，经济收入较低，以1000元以内为主，主要来自于农村，艾滋病防治知识贫乏，发生婚外性行为时安全套使用率低。在工作场所有包工头或建筑管理方对他们进行管理，上级管理单位有居委会和建委。

干预模式和干预措施：针对建筑工地的流动人群集中居住和有固定的管理者的特点，以开展面对面的宣传教育为主如在工地放艾滋病的宣传音像资料、讲座，同时发放以漫画为主的易懂的艾滋病宣传折页等宣传资料，开展同伴教育。宣传教育的组织工作由居委会和建委共同组织，卫生部门提供宣传资料、艾滋病性病咨询服务、培训同伴教育者和开展专题讲座。在对建筑工地的流动人口开展艾滋病宣传教育工作中要注意充分调动工头和施工单位管理方的积极性，首先应让管理者充分认识到防治艾滋病的重要性和艾滋病流行的严峻形势，艾滋病就在我们身边;其次要让他们积极地参与宣传教育的组织工作中，因为只有工地的管理者才能很好地组织他们来参与宣传或面对面的教育活动中，才能真正地达到宣传效果，居委会工作人员可以利用深入社区的机会加强与他们的联系，了解他们的需求，从而建立长效的宣传教育机制。

　　家政、美容美发、餐饮娱乐等服务行业的流动人群：

    人群特点：家政、美容美发、餐饮娱乐等服务行业的流动人群多数为女性，年龄以30岁以下为主，文化程度相对较高，以初中为主，居住和工作场所分散，可能多人居住（如餐饮），也可能与其固定性伴在一起，经济收入较低，多数月收入在600元左右。主要来自于农村或小城镇，艾滋病防治知识缺乏，部分服务业人员提供性服务，发生婚外性行为时安全套使用率低，他们多数认为艾滋病与他们没有关系，他们不会感染艾滋病，管理松散，以工商、卫生监督管理为主，居委会与他们接触也较多，餐饮文化有专门的行业协会。

     干预模式和干预措施：针对服务业流动人员居住分散，管理较难的特点，在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中积极动员其经营管理者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中，让他们对艾滋病有正确的认知，对他们的员工进行艾滋病宣传和行为干预，并将艾滋病防治知识纳入行业体检或考核中。居委会、工商、城管等多部门参与艾滋病宣传教育活动中，艾滋病宣传干预工作以发放宣传教育材料为主，定期对经营管理者进行艾滋病防治知识的培训，开展同伴教育活动，由于流动人员流动性大，但老板或管理者流动性小，因此利用老板或管理者开展同伴教育活动，并提供一定数量的安全套，建立娱乐服务场所安全套配备的定期检查制度，由居委会定期对这些场所进行检查。同时充分利用行业协会的作用，发挥他们对场所业主和经营管理者的影响力，积极参与到艾滋病防治工作中。

　　个体经营者：

    人群特点：个体经营者涉及各年龄段，文化程度较高，以初中和高中为主，往往是与配偶或固定性伴居住在一起，经济收入较好，主要来自于农村或小城镇，艾滋病防治知识认知水平比其他人群好，发生婚外性行为时安全套使用率低，管理以工商、城管、居委会为主，在集中的地方有专门的市场所管理人员，个体经营者还有各自行业协会。

    干预模式和干预措施：针对个体经营者文化程度较高，有相对固定的管理部门的特点，在开展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和行为干预工作中充分发挥居委会、工商、城管等部门的积极性，由工商和城管部门组织向个体经营者发放宣传资料，在市场所集中的场所组织观看宣传音像资料，选拔同伴教育者，并对他们进行考核;卫生部门培训同伴教育员，提供咨询检测服务和规范的性病诊疗服务。召开行业协会的艾滋病防治培训会，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居委会协助工商、城管部门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干预措施以宣传资料的发放为主，组织观看音像资料和培训同伴教育员开展同伴教育活动，安全套推广以市场营销为主。

　　临时雇佣劳动力：

    人群特点：临时雇佣劳动力多数为男性，以青壮年为主，文化程度低，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为主，常常是多人集中居住，已婚者配偶往往不在一起，经济收入差，主要来自于农村，艾滋病防治知识贫乏，不安全性行为较多，安全套使用低率，没有相关的管理部门，多数以同村或同乡的为小集团，居委会对他们的管理较多。

     干预模式和干预措施：针对临时雇佣劳动力居住分散，没有专门管理部门的特点，由居委会对其辖区内的临时雇佣劳动人员进行入户发放宣传资料，保证人手一册，宣传资料以画为主，可读性和可接受性好。同时针对他们多以同乡为小团体的特点，培训他们中有影响力的人积极开展同伴教育活动，如果其集中居住则定期对他们进行面对面的宣传教育。组织工作由居委会动员楼、栋长、治安员参与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并与对农民工的管理工作结合起来开展。卫生部门提供免费的宣传资料，培训同伴教育员，提供咨询检测和规范化性病诊疗服务，开展面对面的艾滋病病知识讲座。

3、政策和干预策略建议

1、开展适宜于流动人口特点的艾滋病防治宣传活动。流动人口艾滋病知识比较少，且对艾滋病防治态度漠然。因此对他们的宣传教育要摆在突出的位置。调查显示，流动人口获得艾滋病知识的途径主要有电视、报刊杂志、宣传栏或宣传物品（占50%以上，多选题）等，其中在电视宣传方式中，选择公益广告、健康教育片、宣传晚会的比例占前三位。对宣传物品的选择中，小册子、宣传挂图、音像制品、车船机票均有较高的比例，并认为车船机票宣传品比较适合流动性强人群的特点需要。

　　2、实施行之有效的干预活动。要把干预目标放在危险可能发生的场所或地区，例如大量流动人口经过的地方：车站、码头、港口、海关等，以覆盖该地区中处于潜在危险中的酒吧和小旅馆的人员，以及去这些场所的年轻人。同时，还要通过改善安全套的可及性、提供生殖健康服务、开展同伴教育来保持活动的持续性和有效性。

3、采取积极的政策应对。包括提供便利条件，解决流动人员的夫妻分居、子女读书问题，使他们能与家人住在一起，降低感染艾滋病的危险。同时，要赋予农村年轻女性与男性平等地获取预防艾滋病知识和生殖健康教育的权利与机会，增强她们的自我保护意识；提高妇女的就业率和收入水平，使妇女获得与男性平等的经济利益，从根本上改变妇女的弱势地位，从而提高其抗击艾滋病的能力。

4、在宏观的文化和政策机制上应对人口流动与社会性别问题。单纯知识、动机和能力方面的干预，对于降低女性流动人口艾滋病风险的努力是不充分的。女性流动人口存在于复杂的“风险环境”中，不但要强调降低风险的行为能力和自我意识的训练，更要强调性关系中的权利和工作场所的社会支持，激发干预对象的自尊和自我保护意识，并通过赋予她们在社会及两性关系中的应有权利来实现；同时还要促进工作场所对安全性行为的支持，促使这些场所把降低艾滋病风险变成一种行业规范。

参考资料：

蔡文德《流动人口艾滋病行为干预和外展》；

2006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7》；

翟振武、段成荣、毕秋灵《北京市流动人口的最新状况与分析》，《人口研究》第31 卷第2 期2007 年3月；

夏国美、杨秀石《社会性别、人口流动与艾滋病风险》

丁贤彬、易辉容、潘传波、郑建琼、曾艺、王豫林《以社区为基础的流动人口艾滋病防治干预模式探讨》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哈晓斯《农民工艾滋病防治教育相关对策研究》

徐缓、何景琳《中国流动人口的艾滋病预防和控制》

孙磊《全国五大城市民工生存状况调查》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王广州《当今我国的流动人口特点以及生存状况》

《中国全球基金第七轮项目计划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