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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消各地卫生行政部门以前向社会公布的各级各类‘艾滋病定点医院’的指定，将艾滋病治疗纳入常规医疗体系”， 该提议来自17日召开的“艾滋病与就医权保护”新闻发布会上发布的《关于解决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手术难”问题的建议》报告。

　　该发布会由中国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联盟（CAP+）与国际劳工组织（ILO）等机构共同举办，主要讨论艾滋病感染者就医难的问题。

　　“艾滋病定点医疗机构”的去向

　　2004年中国首个艾滋病医疗救治体系––河南省艾滋病医疗救治体系方案出台，根据该规定，河南的艾滋病救治网络由省、市、县、乡、村五级艾滋病定点救治医疗机构组成。

　　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修订通过，并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指定具备传染病救治条件和能力的医疗机构承担传染病救治任务，或者根据传染病救治需要设置传染病医院”。这种传染病定点收治的制度在我国的传染病防治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但由艾滋病感染者联盟秘书处负责撰写的《关于解决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手术难”问题的建议》报告提议“取消各地卫生行政部门以前向社会公布的各级各类’艾滋病定点医院’的指定，将艾滋病治疗纳入常规医疗体系”。

　　报告主笔人、中国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联盟秘书处协调人孟林指出，目前造成艾滋病感染者看病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艾滋病定点医院成为各方推诿的借口”，但艾滋病定点医疗医院往往都是传染病专科医院，不具备综合性医院的学科体系和救治能力，无法为感染者提供综合性的诊疗服务。在此次调查的案例中，80%的艾滋病定点医院因能力和条件所限达不到手术条件，而最终不能为患者实施手术，造成病情延误。

　　鉴于我国艾滋病定点医院已有的作用，孟林也表示，一下子取消定点医院，将艾滋病感染者推到综合医院也是不行的，但这是一个发展方向。

　　北京佑安医院传染病副主任医师张可提到，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同样出现在2008年举办的一次全国传染病峰会上，随着社会的发展，新型传染病不断出现，现行的传染病防治方式已经不适合现实情况。张可表示，在国家层面应柔化定点医院作用，鼓励综合医院参与治疗。

　　在现场，一位河北的艾滋病感染者认为，他们受到的歧视不仅仅来自大众，也来自医疗机构。另一位来自天津的感染者则讲述了自己的就医过程。他因腰部有病去各大医院进行治疗，为了他人的安全，他会在医生进行治疗前将自己是艾滋病感染者的情况告知医院，提醒医院做好防护措施；但医院一旦知道就会拒绝为他进行治疗，目前病情已有加重。医院给出的答复是“同情但不敢做”。

　　在进行调研的过程中，孟林曾看到一名医生用高压锅消毒，在家里为艾滋病感染者做手术，手术条件不好，但许多人慕名而来，因为“起码他会为他们做手术”。

　　建立医务人员职业暴露赔偿机制

　　由“吃药就像吃金豆子”到目前一些地方出台免费治疗政策；近十年来，我国的艾滋病防治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就医难问题越来越突出。作为艾滋病专科医生，张可建议各地的艾滋病感染者小组应该加强与地方医院、医生的沟通，但这里所说的医生不是艾滋病的专业医生，而是其他科室医生，让不关心艾滋病的医生也来了解这个问题，“因为医生本身也存在心理压力”。

　　在新闻发布会上，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发布了《中国艾滋病感染者就医歧视现状及其应对策略研究》报告，该报告中也提到，“2005年，我国艾滋病职业暴露事故近400起，主要发生在医院、防疫、公安系统。虽然目前我国医务人员中尚未发现因职业暴露而感染艾滋病的病例，但随着医护人员接触艾滋病概率的增加，因职业暴露感染艾滋病的危险也增大。而目前我国尚缺乏对因职业暴露感染艾滋病的医护人员接触艾滋病的医护人员的救助制度”。张可建议，可以建立“医务人员职业暴露赔偿机制”，减轻医生的心理压力。

　　国际劳工组织驻中国和蒙古办公室国家代表Ann Herbert认为“就医的权利是人的一项最基本的权利，人人都应当享有就医的权利。对医务人员开展艾滋病教育培训、通过培训促进医疗机构标准防护原则的落实，确保无歧视服务的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