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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常武太湖医院社会防治科科长、女医生丁陈丽

 

　　生命，是联结起点和终点的轨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生命底色被突如其来的黑色吞没，被视为黑暗中邪恶的隐形人。但也有这样一群人，以热情的红，希冀的绿，梦幻的蓝，为他们重建人生信心。正如泰戈尔在诗中写的，“天空中没有翅膀的痕迹，但天使已经飞过。”

　　最近，由于“恐艾”而滋生出的“阴滋病”传闻肆虐，记者走近艾滋病防治工作者，看到了那些鲜为人知的痛苦、挣扎，也看到了敬畏生命的职业精神。丁陈丽是常州常武太湖医院社会防治科科长，全省艾滋病防治工作中为数不多的一位女医生。她告诉记者，“任何人在生命面前都不应该冷漠。”她不太愿意展示自我，但她想让看见这些文字的人，能够给予艾滋病人更多的宽容和尊严。

　　特殊而漫长的角力

　　有人说，艾滋病的一纸诊断书，好比死神的请柬。学医的丁陈丽原本对生老病死已经习以为常，但一位病人的突然离去改变了她的态度。

　　2005年的一天，丁陈丽按照惯例，告知一名病人艾滋病阳性的确诊报告。一个星期后，她再打电话过去，通知她的爱人来进行检查，却被告知，病人在接到“死亡判决”后，在一个深夜跳楼了。那一刻，丁陈丽开始坚信，她所直面的死亡，不再与己无关。

　　艾滋病防治工作是一个特殊而漫长的角力。“要和死神赛跑，能抢回来一个是一个”。为此，她暗暗告诫自己，要真正走进艾滋病人的内心，“艾滋病人就像沙漠中的旅行者，艰难地忍受着烈日、焦渴和孤独，我要陪着他们走出沙漠。”

　　丁陈丽工作的咨询室只有10多平方米，和感染者之间仅仅隔着一张桌子，而她却不戴口罩、手套。“那样做了，就是告诉感染者你害怕了，有了这种距离，谈何信任。只要我的手没有伤口，完全没问题！”和感染者初次见面，丁陈丽绝不问“怎么感染的？在哪儿？为什么？”她只熟稔地打个招呼，“你来了啊。”女病人肖芳爱上了一个刚从国外回来的男人，她以为这是一场美丽的邂逅，谁知道却是一场永远不会结束的梦魇。同居之后，她才知道男友携带艾滋病毒。肖芳告诉丁陈丽，“我恨他！我脑子里只想着一件事：死！只有死才能摆脱所有的痛苦。”丁陈丽默默地伸出手来，握住了肖芳的手。 “我知道她当时的感受，那是一种深入骨髓的冷，这个时候一切语言都是苍白的，她需要的就是这手握着手的温暖。”

　　中年男子解元在一次婚外高危性行为之后不幸感染，淋巴肿大、体重下降、四肢无力，“这一切如同丧钟在敲响，末日不远了。我罪有应得，必须为曾经的荒唐而背负起命运的十字架。”在见到丁陈丽之前，解元已经写好了遗书。“你只是病人，而不是罪人”。丁陈丽这样说，解元眼泪哗哗地流下来––他得到了最后的安慰。解元因为并发症而离去。他的妻子特意把他没有吃完的药送还给丁陈丽，“感谢您为他尽心尽力。这么珍贵的药，留给其他病人吧。” 

　　杨朝被告知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时，暴跳如雷摔门而去。他几乎是怒吼着拒绝丁陈丽的一切好意，对任何建议都严词拒绝，抛下一句“我只想清清静静地过日子”，就此杳无音讯。任凭丁陈丽一遍一遍拨打电话，他一听到声音就挂断。电话打了一年，丁陈丽无计可施，最后用“激将法”给他发去一条短信，“生命在你自己的手中，如果你就此放弃，那么我也放弃”。病毒对肌体和生命力的剥夺来得比丁陈丽预计的还要迅速和残酷。杨朝最后是和家人一起来的。他变得非常消瘦，由妻子和女儿搀扶着走路––“我要活下去。”丁陈丽迅速为他申请免费药物。“吃完药就吐，只能吐在手里，然后再咽回去。”反应最剧烈的那段时间，杨朝已经熬过去，现在病情趋于稳定，免疫细胞数从原来的10增加到了300多。

　　麻木灵魂的自我审判

　　她们在午夜钟声后徘徊街头，她们在霓虹灯影下兜售青春，她们在城市的角落里另类生存。“小姐”是一个游走于道德底线之外的职业，也是艾滋病的高危人群，丁陈丽经常走近这群人宣讲防治知识，也感受着她们的人生冷暖。走进灯光迷离的休闲屋、酒吧，经常还没开口，丁陈丽就被赶了出来。“去一次不行，就去两次、三次，笑脸相对，她们慢慢也就让我们讲话了。”

　　21岁的瑶瑶，是个娇小的美人，笑起来带着明媚的稚气，却在“问题少女”的路上越滑越远。酒吧和网吧，昼夜交替，轮番消耗虚无。最后，她跟着一帮小混混染上了毒瘾，愈陷愈深，从开始的k粉，再到静脉注射。得知女儿感染艾滋病毒后，她的母亲痛断肝肠，“这样的孩子还是早点死掉好！”丁陈丽不忍放弃，她找到瑶瑶的出租屋。屋内烟雾缭绕，酒瓶、快餐盒、脏衣服，杂乱不堪。瑶瑶幽灵般睁着空洞的眸子望着天花板，像一片枯萎、蜷曲的残叶。丁陈丽苦口婆心劝她接受每天仅10元钱的美沙酮治疗。瑶瑶很摇摆，时而相信，时而颓废。“嗨，我的人生已经烂透了，丁姐你也别管我了……”有的时候，她又非常认真对丁陈丽说，“丁姐，我一定要改。明年是我全新的一年……” 

　　28岁的李珊眉目清秀，但脸上总是笼罩着一层淡淡的黑气。几年里，她先后与300多个人发生关系。当她坐在丁陈丽面前，用江湖语言描述她的生活时，似乎连最起码的羞耻心都没有，甚至还有一种金钱带来的优越感。对此,丁陈丽常常生出强烈的无力感。在李珊眼中，“钱高于一切。除了钱，什么都是假的。我怀疑她只剩下一个麻木了的灵魂。为了钱，什么尊严、人性、道德、底线都为之让路。”但最终，丁陈丽在孩子的问题上和李珊找到了交集，激发了李珊回归正常生活的渴望。“你对自己不负责任，还有什么资格来教育孩子？”李珊顿时痛哭流涕。这是一次犀利的自我审判，“我没资格。我不敢看孩子的眼睛，更不敢让孩子看到我这千疮百孔的躯体。”现在李珊在一个地下商场经营大头贴，这是她第一次从事正常的职业。

　　只要呼吸就有希望

　　他们万念俱灰，却又盼望重生。希望和失望，求生和破灭，交织成痛苦的漩涡。有人失业，有人离婚，有人自杀，甚至有人提议“一起去死”。谁来拯救他们？杨朝回忆起那段经历，突然哽咽，双手蒙面，“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双面人，看不清哪个是真正的自己。我一直违心地回避，宁可和癌症患者交换，这样即使承受百倍痛苦，也好过被人唾弃。” 

　　艾滋病最大的杀伤力除了死亡的威胁，还有被社会抛弃的恐惧，这种众叛亲离的痛苦如同一把钝刀。清明节，艾滋病人孟林的父亲迁坟，他只能远远跟在后面，直到所有人都走了，才敢上前。作为儿子，他连摸一下骨灰盒的权利都没有。很多人只能用醉生梦死的混乱来消解这种被放逐的孤独。“家人知道我患病的消息后，问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将来有什么打算。我知道他们是在暗示我离开，好比刚被判了死刑就被遗弃了。”患者小丁心里满是恨意，但又不知道仇恨的目标是什么。他告诉丁陈丽，“我要溜回家去，用他们的牙刷刷牙。”说这些话时，他咬牙切齿，仿佛获得了一种近乎自虐式的快感。丁陈丽和他交流后，他黯然吐露实情，“其实我只想回家看看，哪怕远远的看一眼家人也好。” 

　　事实上，丁陈丽所接触的艾滋病人都非常自律，他们不愿坐凳子，不愿与人握手，不愿喝茶。他们怯怯地窥视着这个世界，时时警觉着。丁陈丽把自己的电话向他们公开，为他们疗伤止痛。她告诉自己，要真正走进艾滋病人的内心，设身处地为他们分忧解难。在采访过程中，丁陈丽的热线电话不停地响起，最长的一个电话接了两个小时。“艾滋病人就像沙漠中的旅行者，艰难地忍受着烈日、焦渴和孤独。他们并不是异类，依然怀有做人的良心，拥有被尊重的权利。我能够做到的，就是陪着他们走出沙漠。”

　　小张是丁陈丽治疗的第一个男同性恋患者，一个来自单亲家庭的男孩。在得知自己染上艾滋病之后，一度绝望。在火车上试图跳车，被人拉住；还有一次，服了120多片安眠药，又被人发现救回；割腕，左手腕上至今还留着伤痕。每次小张去医院治疗，丁陈丽再忙都抽空陪同前往，并四处奔波为小张申请到了免费治疗。为了感谢丁陈丽，小张嗫嚅着想邀请她一起吃饭，没想到丁陈丽爽快答应了。“如果我拒绝，还谈什么信任？”看着小张那没有一丝虚伪的笑容，听着他揭开自己的伤口侃侃而谈时，丁陈丽看到了他的善良和真诚。小张配合丁陈丽建起了一个QQ群，艾滋病人相互取暖，在治疗过程中有什么问题，自己有什么心得，不愿告诉家人的内心私语，都在这里说。每天不管多忙，丁陈丽一定要打开电脑跟他们聊一聊。“不向命运低头”是这个QQ群的主题。小张在群日志里写道，“只要呼吸就有希望。坚强应该成为我们每一个人锲而不舍的信念，这个信念是发自心底的梦想和追求，以及对生命的景仰。”

　　艾滋病人最需要什么？他们需要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他们期待理解，但不需要怜悯；他们期待支持，但不需要施舍。”而且，丁陈丽说，我们不能给艾滋病贴上道德标签，得艾滋病并不意味着道德败坏、灵魂肮脏。越来越多的人表示不会歧视艾滋病人，但如何关爱艾滋病人、与之共存共处仍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我的职责是让他们拥有作为人的尊严，让他们能够站在阳光下，平等享受生活的乐趣和生命的自由，享受家人和朋友的关心和鼓励，坦然面对命运的安排。

　　“Live， Let  Live ”，这是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也是丁陈丽一直以来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