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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自加利福尼亚的加地夫––

　　目前整个中东欧地区大概有150万艾滋病感染者，其中90%分布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在我最近对这两地的走访当中，尽管多次联系，没有一位当地政治家或者卫生官员愿意出面会见我，我回国后又尝试用电话，传真或者电子邮件等方式联系他们，但得到的依旧是沉默的回应。

　　这两个国家的艾滋病传播主要存在于注射吸毒者之间，而他们共享针头和注射器的行为是最容易传播艾滋病病毒的，但目前已经开发出有效的方式来减缓艾滋病在这类群体中的蔓延。

　　对于那些使用海洛因或者相关鸦片提取物的注射吸毒者（这是东欧面临的主要问题），服用美沙酮和丁丙诺啡（buprenorphine）这类鸦片类物质替代物可以极大地减少艾滋病病毒的传播。此外这类抗感染项目的成功实施还有赖于在某些合适的地点建立针头/注射器更换点，一方面向吸毒者提供干净的用具，另一方面也方便将他们纳入到医疗卫生体系当中。为了更好地巩固这些措施，还需为吸毒者提供心理咨询服务。

　　上述这三项措施构成了医疗卫生专家所熟知的“减轻危害套餐”，但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却对此无动于衷。

　　其实两国在减轻艾滋病危害方面已经接受了足量的国际援助：大部分资金来自于联合国全球防治艾滋病、结核病和疟疾基金会。随着俄罗斯的国民收入上升到一定水平，该国已经不再位列艾滋病全球基金的资助名单之内。

　　那些原本依靠上述基金运作的俄罗斯非政府组织得到了政府的承诺，一旦款项耗尽，政府将拨款继续支持这项工作。但政府却在去年秋天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于是全球基金只能再度向这些组织发放了两年期紧急援助金。

　　除了不可靠的政府资助之外，俄罗斯以及乌克兰大部分地区的减轻危害项目都缺乏一个基本工具：鸦片类物质替代物。俄罗斯已经立法禁止使用美沙酮。该国卫生保健与社会发展部下属的医疗援助和卫生保健发展局局长奥尔加•科里沃诺斯于2009年3月声称：“没有证据表明美沙酮和丁丙诺啡有利于对吸毒成瘾治疗。”而乌克兰迟至2007年12月才批准进口美沙酮，在我到访之时仅有5000人参与相关治疗。

　　与俄乌两国观点相反的是，由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毒品与犯罪办公室以及联合国艾滋病联合项目于2004年共同发布的一份政策报告中明确表示“大量科学证据证明了替代物疗法在对抗爱滋病方面的有效性”。而美国医学研究所则在一份2007年的报告中进一步证明：“考虑到鸦片类兴奋剂在治疗鸦片类物质成瘾方面的明显证据，相关治疗方法应当得到广泛推广。”

　　一般认为俄乌两国之所以不愿作为，是因为两国政府都将注射吸毒者视为罪犯而非需要救治的病人，因此宁愿让这些人自生自灭。两地警方经常会找那些吸毒者（及其救助者）麻烦，导致情况不断恶化。事实上还有许多国家也正在采取同样的立场。

　　但东欧的情况其实更为复杂。那种不信任外界的前苏联遗风导致官员们对许多观点都存有偏见，此外他们还不断强调文化间的差异：在西方行得通的做法未必在东方奏效。还有人怀疑“肮脏的资本主义走狗”一心利用鸦片替代物来牟利，根本不管这些东西是否有用。

　　同样愚蠢的还有宣称抗逆转录药物在该地区不会起作用，或是声言爱滋病治疗是那些西方大药厂的一场阴谋。大家都是人，减轻危害措施全球通行，更何况最大的受益者就是这些国家本身––减少艾滋病毒传播，犯罪率下降，吸毒者也能重新投入工作。

　　在减轻危害方面实施鸵鸟政策不仅会伤害注射吸毒者，正常人也有可能在与感染者的性行为中遭殃。那些怀孕的艾滋病患者将病毒传染给了自己的胎儿，有时甚至（尤其是在俄罗斯）直接将这些新生儿遗弃在路边，把包袱甩给国家。那些从注射吸毒者身上感染了艾滋病毒的人同样会与其他人发生性关系，进一步将病毒向“主流”人群散播。

　　去年7月在维也纳召开的第18届国际艾滋病大会吸引了约2万名与会者。奥地利总统海因茨•菲舍尔、比尔•克林顿，比尔•盖茨以及南非副总统卡莱马•莫特兰特都在会上进行了发言。会议组织者之所以选择了维也纳，就是因为该地素有“通往东欧的门户”之名，并希望进一步涵盖东欧地区。

　　大会的所有议程都首次被翻译成俄文，但却没有任何俄罗斯和乌克兰高级官员出席本次会议。

　　会上发布的“维也纳宣言”既认可了减轻危害措施的效用，同时也强调毒品政策应当建立在科学而非意识形态之上，并征集了超过1万名代表的签名。但东欧签名者中影响力最大的要数格鲁吉亚第一夫人，而该国的爱滋病感染者数量（2700名）仅占整个地区的0.018%。有鉴于各国政府的不作为，剩下的那99.982%东欧感染者––以及所有那些可能被他们危害的人––都只好自生自灭了。

　　乔恩•科恩著有《盲人骑瞎马：对爱滋病疫苗的盲目探索》以及《奔向终点：揭露流产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