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即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又译：后天性免疫缺陷症候群），英语缩写AIDS（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的音译。1981年在美国首次注射和被确认。曾译为“爱滋病”。艾滋病传染主要是通过性行为、体液的交流而传播，母婴传播。体液主要有：精液、血液、阴道分泌物、乳汁、脑脊液和有神经症状者的脑组织中。其他体液中，如眼泪、唾液和汗液，存在的数量很少，一般不会导致艾滋病的传播。
其实我们也常常被歧视
周二早晨7:40，还未到门诊的时间，北京地坛医院肝病一区3诊室的门口，已经坐满了患者。他们大多脸色发黄偏黑，有的在与同伴低声细语，有的沉浸在手机的精彩世界，更多的是闭目养神、沉默不语。走廊上，有一些戴着口罩的年轻患者在徘徊，时不时地，探头到诊室里，看看有没有医生。记者与他们一道，焦急地等待着。
这里是2013年“首都十大健康卫士”、感染一科赵红心主任的诊室。她说，她的选票绝大多数都是艾滋病患者投的。
此前得知这一次的采访任务是跟随赵红心教授出门诊，记者特意上网了解了艾滋病的相关知识。艾滋病患者长啥样？他们怎么看病？第一次接触这个“神秘的”群体，既让人有紧张刺激感，又让人不免有些恐慌。为此，记者还特意穿上厚厚的高领毛衣和劲道的牛仔裤，带上口罩，尽量把自己裹得严实一些，似乎这样可以增加安全感。
8:00，赵红心准时出现，带着年轻的学生小黄医生。她麻利地收拾了一下桌面，坐了下来。她们没有戴口罩，赵红心曾说过，面对艾滋病患者，医生更应该注重细节，把他们当成普通患者来看待，而不应歧视。
赵红心打开叫号系统，1号，没人进来；2号，一个脑袋探进来，看到我们，又缩了回去。赵红心告诉记者，有的艾滋病患者很忌讳，看到诊室里有不认识的医生，就不会进来。他们更愿意一对一地跟医生交流。
一个小个子的年轻人，背着书包，戴着口罩，顶着时髦的黑色无镜片镜框，钻了进来。
“赵大夫，我肚子疼。”年轻人指着肚子，“一会是左边疼，一会是右边疼，有时是肚脐下面。”他细声细气地说道。
“做过肠镜吗？检查什么结果？”说着，赵红心打开患者的电子病历，看到肠镜检查结果并没有显示有不正常的地方。她让患者躺在检查床上，露出腹部，用手在几个地方按压。她没有戴手套。
“疼吗？”一连按压了好几个地方，患者都回答不疼。
“你没什么事。”
“可是我不舒服，疼起来可厉害了。有时肚子按下去，可以打几个嗝出来。”
赵红心想了一下，说：“这很正常，跟你的生活方式有关。比较容易得消化道感染、结肠炎、直肠炎这样的病，但你已经检查过了，没有问题。”
赵红心正准备叫下一位。这时，一位长发女子冲了进来，把就诊卡和挂号单一放，央求说：赵大夫，我能不能……
“不行。”赵红心大声地说：不能加塞。
“我这个病人很重，是HIV病人，他现在还在家里的神经外科躺着，医生说可能被感染了，只有您这能看……”年轻女子的眼里满是祈求。
“肯定不行。”赵红心重申了一遍，但这一次语气稍微缓和了一些，“你看外面这么多病人，都眼巴巴地瞅着，如果给你加塞了，一会外面该打架了。”
家属一听，含着眼泪退了出去。
该安慰时要安慰 该批评时要批评
“下一个是谁？”赵红心大声喊着。
“赵大夫赵大夫”，一阵急促的招呼声，一家四口站在了诊室门口。
这家人在网上查到赵红心的资料，知道她是治疗艾滋病方面的专家，于是头一天晚上11点从山西马不停蹄地开车过来。这家人的女儿是个艾滋病患者，她的母亲、姐姐和丈夫，一路陪同着过来。她已经在当地医院输液一个月，但仍然不能降低转氨酶值。
赵红心仔细翻看患者带来的各种病历资料。怀疑是一种药物导致的，她建议患者换药。
患者担心肝功能受损，想停掉HIV的治疗药物，便问道：停药保肝和吃药保肝有什么区别？
“没区别。但是停药以后CD4会下降。”赵红心直言相告。
这对于HIV患者而言，意味着灾难。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如果换了药还是不好呢？我已经住院一个月了，一直在输液，为什么转氨酶还这么高呢？
看得出患者很焦虑，抛出了一连串的问题。赵红心耐心解释：疾病的发生发展是有过程的。我可以告诉你如果病情发展到什么程度，应该怎么治疗。但那也是假设，因为还没有发生。你现在只能是换药以后观察，别想太多了。
经过赵红心的一番细心解释，患者和患者家属终于放心了下来，连声道谢。
早晨的最后一位患者是已经出现了较严重并发症的HIV患者。“我很严重吗，赵大夫？”患者忧心忡忡地问。
“嗯，你得赶紧吃药。”
据北京市疾控中心规定，外地HIV患者要在北京免费领取治疗药物，需要暂住证。
赵红心着急起来。疾病不等人，得想想办法。她想起几位老病人，以前也有过类似的情况。她开始一圈一圈地打电话，看看能不能帮着先买一些药。她把患者的就诊卡揣在自己的兜里，说：“下午才有回复，你记得来找我。”
又一个带着口罩的年轻人进来，他告诉赵红心，自己已经停药四五个月了。
“为什么停药？”赵红心质问。
“因为工作关系……”年轻人看起来怯怯的。
“你知道吗，这样停药会产生耐药性的，你停一次，就少一次机会。”她的语气变得更加严厉起来。
“我觉得自己身体挺好的。”年轻人刚想辩解，就被赵红心打断：“好什么，好了要大夫干嘛！”
赵红心重新下了医嘱，重新启动对他的治疗。
患者走后，记者问道：您对每位患者都这么强硬吗？
“当然不是，该安慰时就要安慰，该批评时就要批评。”赵红心告诉记者，艾滋病患者心理压力极大，有时强硬的口气比温柔的劝解更能让他们遵从治疗。“无论什么方式的沟通和交流，必须依赖于有效的治疗基础上，这样患者才会对医生有信任感，否则再怎么沟通交流都是在做无用功。这种信任的建立也不是一朝一夕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果然，年轻人对赵红心之前的“怒吼”一点儿也不反感。过了一会，他给赵红心提来一袋饮料，“请您多喝水，消消气儿。我这就吃药去。”
我们也需要社会的关注
就这样，艾滋病患者夹着肝炎患者，赵红心一个早上看了30余位。她总有办法让苦着脸的患者放心地走出诊室。看完最后一位患者时，已经是中午1点。走出诊室的我们，第一件事是奔向厕所，第二件事是回到医生办公室喝水。一瓶矿泉水下去，活力又重新焕发起来。
“整天与艾滋病患者接触，会担心职业暴露吗？”记者问。
“当然了。刚出去那个大高个就被扎过。”赵红心指着门口一转身就不见了的卢大夫。又指了指对面的吴大夫：“吴大夫也吃过一段时间的抗病毒药。”吴大夫点点头。“护士被针扎了照样上班，连假都没请。”记者心里一惊。
“但是暴露不等于感染。”看到记者震惊的表情，赵红心笑起来：“我们的医生都坚强着呢！”
这时，一旁坐着的护士长接过话说：“其实我们这些医务人员也是被歧视的对象。别人问起是哪个科的，我们都不敢告诉他们，只能笼统地说是内科，或者什么患者都收的感染科。”“是啊，我们这个特殊专科的医务人员群体，也是需要社会关注的对象。”赵红心感慨道。
有这样的白衣天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得默默守护我们的健康，还有什么要苛求呢？对从事着最崇高也最辛苦、最累的职业的他们，我们要心存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