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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府现在面临的实际挑战是，在国际资金离场后，是否还会要将落实艾滋病病毒与艾滋病的预防、关怀项目放在与过去同等重要的地位上
      精英访谈嘉宾：莎朗·列文
　　财新记者 刘虹桥
　　自20世纪70年代HIV病毒由动物体内进入人类世界以来，由其引发的艾滋病（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症，简称AIDS）便成为威胁人类生命的梦魇。在艾滋病进入人类视野的三十余年时间里，全球已有超过3340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并有2500多万人死于艾滋病相关疾病。
　　提及艾滋病，人们往往联想到性、毒品、贫困、死亡等字眼。然而，近年来，无论是在社会领域还是科学领域，围绕艾滋病展开的全球响应都释放出越来越多积极的信号——曾经被认为是“超级癌症”和“世纪杀手”的艾滋病，不仅传播可控，而且还可能被治愈。
　　中国总体属于艾滋病低流行国家，但多年流行病学研究显示，在部分高危人群中，如注射吸毒者、性工作者和男男性行为者，艾滋病的流行率仍呈上升趋势。受历史、社会、文化等因素影响，艾滋病在中国依旧背负着人权、贫困、歧视等标签。
　　2014年7月19日，第20届国际艾滋大会在墨尔本召开。这是全球范围内，活跃在艾滋病领域的决策者、科学工作者和感染者两年一度的盛会。本届大会将主题定为“加紧步伐”，或将为下一步科学研究与防控策略开辟新的道路。
　　本届大会主席由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生物医学研究所联合主任莎朗·列文（Sharon Lewin）和法国巴黎巴斯德研究所逆转录病毒感染调控研究小组主任弗朗索瓦丝·巴尔-西诺西（Francoise Barre-Sinoussi）教授联合担任。
　　莎朗·列文在艾滋病疫情初露头角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投身艾滋病研究。作为传染病学家和基础研究科学家，她一直活跃在艾滋病治疗与免疫恢复研究领域，并积极参与全球艾滋防控工作。弗朗索瓦丝•巴尔-西诺西则是艾滋病病毒的合作发现者之一，曾于2008年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莎朗·列文曾多次来到中国进行艾滋病倡导与宣传工作。5月，她再次来到北京，并在第三届亚洲肝炎与艾滋病学术会议的间隙，接受了财新记者的专访，畅谈艾滋治疗与疫苗研究的最新进展，以及中国与世界在艾滋病响应上的得失。
　　财新记者：我们过去比较熟悉结核病合并艾滋病的情况，对肝炎合并艾滋病不是很熟悉。能简单介绍肝炎与艾滋病的关系吗？
　　莎朗·列文：艾滋病毒会摧毁人体免疫系统，这使得感染者和病人在疾病面前几乎没有抵抗力，结核病和肝炎就趁虚而入了。在全球范围内，艾滋病通常是与丙肝并发，但中国的情况不同，艾滋病合并乙肝的比例更高。
　　财新记者：因历史原因，中国在艾滋病防控上曾受到不少国际指责。如何评价中国现行的艾滋病防控措施？
　　莎朗·列文：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需要更迅速的艾滋病响应。中国现在已经有很多非常好的艾滋病项目，“四免一关怀”政策已经覆盖20余万感染者，这是很大的成就。但同样应当注意到，中国约有78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但现行的药物治疗只覆盖到其中的两到三成。
　　此外，艾滋病病毒检测在一些高危人群中的普及程度仍旧不够。在男男性行为群体中，只有不足四成接受艾滋病病毒检测。对于艾滋防控工作而言，找到感染者、确保他们接受治疗并得到足够的关怀，是十分重要的。
　　财新记者：中国并不是一个艾滋病的高流行国家。艾滋病病毒总体感染率维持在较低水平，只有0.046-0.070%左右。这一流行水平比许多亚洲国家都要低。如何看待中国的艾滋病疫情？
　　莎朗·列文：中国的确只有78万左右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感染率不足1%，但是了解艾滋病的流行情况并不是只看全人群的流行率这一个指标，还要看关键高危人群（KAPs）的流行率。
　　在中国，几个关键高危人群——男男性行为者、静脉注射吸毒者和性工作者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远远高出全人群水平。其中，男男性行为人群的新发感染率仍在攀升，该群体已成为中国新发艾滋病病毒感染的主要群体。不过，可喜的是，中国静脉注射吸毒者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正在减少。
　　财新记者：我了解到，中国一些关键高危群体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已经达到或接近非洲的水平。这将给中国的艾滋病防控工作带来哪些挑战？
　　莎朗·列文：是的。联合国艾滋署（UNAIDS）数据显示，在中国全国范围内，男男性行为人群的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在过去几年迅速增长，已从2007年的2%上升至2011年的6.3%。
　　在一些中国的大城市，如北京、天津、重庆，男男性行为人群的艾滋流行率可高达6-20%左右。这意味着在一些城市，每五个男男性行为者中，就有一个感染艾滋病病毒。疫情形势相当严峻。
　　中国需要将关键高危人群和全人群流行情况区分开来。这将有助于在未来制定防控策略时，更有效地瞄准目标人群。
　　财新记者：近年，一些国际援助机构陆续结束了在中国的艾滋项目。国际机构为何离场？
　　莎朗·列文：一些大的国际援助项目，如全球基金和盖茨基金会，他们之所以结束在中国的项目，主要是因为中国已经是全球范围内的新晋经济大国，中国已不再符合这些国际机构的援助标准。
　　在此过程中，中国与国际资助方的关系已经发生转变。澳大利亚政府已经从过去的国际援助方，变成中国的艾滋项目战略合作伙伴。
　　必须指出，国际资助离开中国，并不是因为中国的艾滋病毒与艾滋病问题已不重要。
　　【延伸阅读：重新定位国际援助 】
　　财新记者：中国政府曾许诺会弥补大规模国际资金离场后的资金缺口，但从近两年的情况看，国际资金撤离后，中国的艾滋防控似乎已陷入僵局。你的观察如何？
　　莎朗·列文：中国政府许诺的资金到位，可能需要一些时间，但筹资可能并不是目前最显著的问题。中国政府现在面临的实际挑战是，在国际资金离场后，是否还会要将落实艾滋病病毒与艾滋病的预防、关怀项目放在与过去同等重要的地位上。
　　过去，国际援助项目的一个关键性优先原则是，项目应与感染者社区充分互动，并引入基于感染者的社区草根机构。感染者社区的发展，是国际机构在中国项目的一个重要成果。在这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了国际资金撤离后的影响——过去可能有几千个与艾滋病病毒与艾滋病相关的社区机构，但受限于活动资金，这些机构的数量已经锐减到500左右。
　　【延伸阅读民间防艾新路、逼出来的合作】
　　财新记者：中国未来还面临着哪些挑战？
　　莎朗·列文：减少歧视、改善人权问题依旧是中国面临的现实挑战。尤其是减少对男男性行为人群、静脉注射吸毒者和性工作者群体的歧视，无罪化也是一个重要的挑战。全球艾滋防控的一个重要经验是，与感染者社区合作，而非对抗。
　　具体到关键高危群体，仍有许多工作有待开展。以静脉注射吸毒者的艾滋防控工作为例，继续推广美沙酮维持治疗、在美沙酮门诊开展艾滋检测与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另一个考虑政策维度是减少伤害，如，在有效控制新增吸毒者的前提下，为静脉吸毒者提供清洁针头，以减少艾滋病毒在该人群中的交叉传播。这在澳大利亚的艾滋防控上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我们已经几年没有报告新增静脉吸毒者感染病例。
　　对中国而言，有效地执行我们目前所知的有效的防控策略是非常重要的。这意味着要加强社区参与、减少制度性歧视、提高诊断和治疗的可及性。落实这些策略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将拯救更多感染者的生命，并减少新增感染者。（专访下篇将于明日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