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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建军 男，1967年出生，副主任医师，1992年毕业于山西医学院（现山西医科大学），现任吕梁市人民医院骨二科主任、吕梁市骨科医学会委员。曾在省级以上杂志发表论文十余篇。
 
    艾滋病、孤独和思乡，牛建军在非洲援助的两年时间里，每天都要和它们打交道。一次，他在给一名艾滋病患儿做手术时，不慎刺伤左手。黑人助手和护士紧急送他去化验室急诊化验，虽然当时的结果是阴性，但牛建军知道艾滋病的窗口期很长，直到回国后，经过连续两次化验，结果均显示正常，他才松了一口气。
    主动报名去援非
    2008年11月底，省卫计委通知，吕梁市人民医院需选派一名援非医疗队员。一直崇尚白求恩精神的牛建军毅然向组织报了名，却遭到全家人反对，“非洲遥远、气候炎热、语言不通，听说政局还不稳，万一有点闪失怎么办？”但是，牛建军没有退缩，并经多次解释，得到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后经推荐、审查，他被组织任命为中国援多哥卡拉医疗队队长，此次援非是吕梁市首次派出医疗队员。经过半年多的培训，2009年8月19日，牛建军一行正式踏上援非旅程。
    多哥面积约山西省的三分之一，人口600多万，以农牧业为主，人均GDP不足200美元；当地传染病、寄生虫病高发，尤为突出的是疟疾、伤寒、艾滋病、结核、肝炎等。医疗队的目的地是东岱医院，位于卡拉省，距离首都有470公里，是我国于1994年援建的，也是卡拉两所大医院中的一所，共有100张床位、100多名员工，仅有五名医生。而牛建军带领的医疗队一下子就去了八名医生，对当地群众来说，真可谓是雪中送炭。
    当时，医疗队住在靠近市中心的一个小院落，每人一个房间，内部条件极其简陋，生活设施年久失修，可市场上根本买不到维修的配件。牛建军把条件相对较好的房间都给了队员，自己选择了最差的一个。
    那时，他的马桶有一年半的时间不能使用，每天晚上都得去驻地周围的草丛里方便，那里常有毒蛇，每次都得小心翼翼；更为惊悚的是，晚上睡觉时，经常有鞋子般大的四脚蛇（蜥蜴）从肚子上爬过，队员们半夜被吓醒是常事，有的女队员甚至整夜不敢入睡；当地的食物品种极少，物价很贵，一个青椒5元、一个苹果7元，缺盐、缺醋、缺蔬菜实属平常。
    救治艾滋病患者
    一台陈旧的200毫安X光机，是东岱医院唯一的贵重仪器，就连血压计也仅有5台。对此，牛建军曾多次组织队友们一起讨论，如何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充分利用有限的药械资源，用最简便、最有效、最省钱的方法为每位患者服务。
    当地艾滋病人众多，占到住院患者的13%，这对医疗队员的心理、技术无疑是个重大考验。
    他们接待的第一例艾滋病患者，是一名右大腿及右上臂陈旧骨折、畸形愈合的妇女。由于贫困，她攒了两年钱才出来看病，但是被好几家医院拒绝，只好前来求助中国医生。此前，牛建军并没有给艾滋病人做手术的经验，“万一不小心感染艾滋病怎么办？会不会像当年白求恩大夫似的，死在异国他乡，再也见不到家人？”最初，他的压力很大，但是，他想到了自己的队长身份，“打铁必须本身硬，要求别人做到的，我首先不能畏惧和退缩。”
    于是，他戴上打铁用的橡胶围裙、穿上长统雨靴作为防护衣，成功实施了手术，并且为患者提供了我国免费赠送的药品。患者出院前，带着全家人给他下跪致谢，久久不愿起来，感谢的话说个不停，并称他是耶稣派来的神。
    有一次，他给一名右手疤痕挛缩合并艾滋病的10岁患儿做手术时，不慎被手术刀刺伤了左手。当时，他想：“这下可彻底完蛋了……”黑人助手和护士急忙跑来，为他反复冲洗伤口、清除伤口内淤血，送他去化验室急诊化验，虽然当时的结果是阴性，但牛建军知道艾滋病的窗口期很长，直到回国后，经过连续两次化验，结果均显示正常，他才松了一口气。
    生病强忍思乡苦
    卡拉是高疟区，牛建军在此工作半年后，基本每40天患一次疟疾。最厉害的那次，他高热40℃，头疼得要炸裂，把衣物全部裹到身上都冷得全身打颤，哆嗦过后便浑身无力，连翻身下地到卫生间的力气都没有。那天，其他队员都上班了，他躺在床上，不由得想念家乡，掉下了眼泪。
    还有一次，他牙疼病犯了，脸都肿了，队内没有牙科医生，也没有相关设备，拔牙术不能进行；因害怕传染上艾滋病，又不能去医院找黑人医生治疗，只能口服甲硝唑保守治疗，如此坚持两月才自行痊愈。
    那时，电脑和电视是队员们唯一和祖国沟通的途径——电视只有中央四台一个频道，一遇到下雨打雷就丢失信号了，需要请黑人技师前来检修；只能通过电话线上网，网速很慢，偶尔能通过QQ视频看看家人和孩子，但经常一上网就掉线，牛建军只好一个人呆呆地看着电脑发愣。
    用忙碌缓解焦虑
    2010年11月10日，牛建军72岁的老父亲身患中期食道癌，需要在山西省肿瘤医院做手术。得知这个消息，他坐卧不宁，“我本应该马上回国去照料父亲，父亲生我养我，含辛茹苦把我培养成人不容易。但是，我是队长，每天有大量病人需要我去救治……”
    回，还是不回？他左右为难。最后，他强忍内心的煎熬，没有向组织申请回国；而父亲也怕他担心，让弟弟给他留言：“孩子，爸爸没事，不用担心也不用回来，定下心来努力工作，为国争光。”父亲做手术那天，牛建军的心紧张地怦怦直跳，因为他明白，72岁的老人做开胸食道癌根治术，能否下了手术台还是个未知数。即使如此，当日，他仍连续给黑人朋友做了4台手术，在忙碌中，内心的恐惧得到片刻缓解。
    2011年4月28日，通过妻子的QQ留言，他得知，准备高考的女儿因贫血出操时突然休克。“作为父亲，我不能在孩子身边照料，心里的焦急无以言表。”其实，诸如此类，发生在其他队员身上的也不少，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譬如，和他们同时去的洛美队翻译邸运生同志，援非满10月后因心肌梗死去世，尸体都没法运回来。
    援非两年，他们共接待病人30588人次，完成了1446台手术，接待和抢救中资机构患者4886人次，挽救了众多患者的生命，并受到大使馆、经商处领导及多哥政府高度赞誉。